15日傍晚，段苏权和詹大南率平北军分区主力部队，抵达张家口东边的青边口、人头山一线，先头部队距张家口仅20里。16日下午晚些时候，接到察蒙支队接收张北的电报，段苏权决定亲赴前方掌握 手资料。詹大南回忆说，“我知道段苏权脚有残疾，长途跋涉不便，就主动提出‘让我去吧’，段同意并说‘那好，叫张克宇跟你去’。当晚我和地委城工部长张克宇带1部电台，由10团3连长孙玉禄、指导员袁伯修率全连护送，于18日拂晓到达张北县城。但守城门的苏军对我们不信任，交涉结果只允许人进去，枪支、电台、照相机都被扣下。为避免发生误会，我派通信员返回，通知3连在离张北10余里的蔡脑包村待命”。18日的接触极不顺利，苏军只有两个中校出来与詹大南接谈，表情冷淡，态度消极，顾左右而言它，净扯些题外的话，并称要有斯大林的命令才能与我方谈判。事后分析，察蒙支队的接触已引起苏方警觉（在延安已被公开），这也正是苏联上层所担心的。因此，苏联一方面不断宣称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同时还多次公开在美国政府外交官员面前评价中共为“假牛油式”的、“红皮白萝卜”，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谨言慎行和保持距离看来是张北苏军接获的 指示。
8月17日，除向中央报告外，程、耿又向集总（第18集团军总部）报告：“我们与苏联红军在张北会师，向我部队要联络手续，请指示”。18日17时，程、耿专电李富春，报告 支与苏联红军会师的中国军队，“与红军会师系平北部队，根据中央宣布张学思部在此方向活动，为了对外宣传，故发表为张学思部”。此件右侧有传阅首长签名，即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18时，延安以中央名义给程、耿发电，“我军与张北红军会师的部队是何部？有多少人？负责首长是谁？望即电告，以便正式介绍和办理联络手续，望即刻覆”。根据平北分区察蒙骑兵支队已与苏军会师的报告，周恩来迅即找聂荣臻、萧克了解平北部队的情况。21时，中央又一次发出“带电台密赶张北与红军联络”的急电，此番指名道姓，由周恩来拟稿：“分局：（一）望立即电令平北分区政委段苏权，带电台及与分局通电的密码，迅速赶往张北与红军会面，取得联络。段到后可将晋察冀军事情形告知红军司令，并负责将红军情形及其意见迅速电告延安。（二）经过现在张北与红军会师的我军，将附上朱总司令给红军贺电亲自送去，以便联络，并配合其作战”。19日上午，詹大南拿着朱德总司令的贺电向苏军表示祝贺，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仍见不到苏军高层，更由于准备不足，没有俄语翻译，找的两个商人只会讲外蒙独立前的蒙语，又不懂军事术语和政治术语，先把我们的话翻成蒙语，还要由蒙军翻译成俄语，所以1句话要过几道关，折腾半天还说不清楚。但詹大南却也有极好消息传来，19日下午5时，程、耿向军委及集总(18集团军总部省称)报告：“12分区詹部已与苏军确取联络，并已组织配合攻击张家口。苏军预定20日分三路攻击，各部队排以上单位指挥用红旗联络，……与红军联合行动之部队兵力待报”。毛泽东接电后，毫不迟疑地签发战斗指令，以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20日21时，段苏权给程、耿发报，归纳了《我们3天来对苏军的观感》：“（一）对群众和蒙古官兵团结，（以下字迹模糊）愿还政权付我，重我党员，知道我国有阶级敌人。（二）此路似牵制动作，兵力不大，重炮少，全系摩托化，大部崩子车（应译为摩托车）。（三）我军人员提议多不采纳，和不愿接谈。军事动作只1人主观的要求我们。（四）我大多人员不敢接洽，最怕下枪，已下一部尚未交还。同苏方率3个连去康保，平北支队干部均怕在此。（五）军事配合动作实在困难，谈话不通，怕打误会。……（八）张北全境地方工作大致建立，公会公安干部极缺，国特土匪活动厉害”。这份电报在中共核心高层传阅，右上方标有“抄任、刘、周、陈云、真、叶”字样，因与军委关系不大，未抄送朱、彭。彭真时任中组部部长兼城工部部长，因与彭德怀重姓，故彭真以真省称。20日平北主力部队进攻张家口，苏军答允的配合作战，不仅爽约，连个联络官都没见着，当夜段苏权去电詹大南，询问苏军司令官驻地，表示要亲赴前方打探虚实。詹大南与张克宇21日上午复电：“（一）苏军司令因秘密和来往不定，不知在哪里。（二）我之意见没有来翻译与苏联的组织介绍，就是朱总司令也不能解决。你们 在现地积极破坏铁路，待苏军入张市再会合为好，来此无益，我们取得密切联系好了。（三）我们来时已经代表朱总向苏军致贺了，快将目前不能配合的严重困难转报中央，由莫斯科来电命令该军找我们面谈为好”。中午12时，段苏权向晋察冀军区报告：“本日詹来两次报告现转去，据此情形，如果不经过莫斯科红军总部或有较好的翻译长时间的谈，哪怕是上面军官也不易联络好。再者该司令已离张北上前线去，战场上，无确切证照携带，不便与其接洽，同时我们两个团在张市东部无法照顾。此外我同意詹意：一面转达中央，一面詹与之密切联系，待苏军到张市后，我主力调来，那时容易消除其怀疑，再去谈就方便了。以上请即复”。当晚23时段又再次匆忙电告：“接詹17时电，苏军令我军23日前将张家口、宣化铁路彻底破坏，又说问他要求什么，不愿说，要到张家口后再告”。此电在延安的译电稿上，注有“已电话告叶子龙—业务室”字样，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21日深夜再次接到詹大南电报，称“14时与苏军主要负责人会谈，不需要段来此会合，因我们兵力装备不良，苏军因此给我主要任务为破坏铁路（张家口至宣化、沙城段），于23日上午彻底破坏，并报苏军，此任务要坚决执行”。詹大南与苏军的接触，每封电报都火速上达“天庭”，了解和掌握苏军动态是中共决策层的 要务，而且都马上有指示流出。作为朱德特使，詹大南称朱总司令来也不好使，凭直觉感悟到苏联决策者预设了壁垒，两军高层会面及商讨联合作战的阻力来自顶层。
23日下午3时张家口战斗全部结束，此役共毙伤俘日军多人，伪军0余人，抓捕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和伪市长韩广森、副市长崔景岚。
年8月24日，八路军攻占察哈尔省会张家囗
张家口是八路军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日寇手中解放的 省会城市。8月25日上午，苏军派库兹涅佐夫上校驱车从张北来到张家口，向我军表示祝贺。
段苏权（左一）陪同苏军库兹涅佐夫上校（右二）视察张家口
段苏权在伪蒙军司令李守信公馆接待了库氏，交谈中，段依照中央指示，向苏方通报敌情、我情，拟配合苏军火速南下，直取北平、天津、保定，并告知平绥路两侧都是根据地。库兹涅佐夫解释说，他们上级有规定，部队不能越过长城，段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军区，并把我涿鹿民兵救护的1名空投侦察员伊万诺夫交还给他。段苏权在桥西区北部大境门内侧俄侨聚集的上堡选了家俄式餐馆，并组织俄侨在布置好的会场内等候。宴请后举行了舞会，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及杨春圃等人出席作陪，会场气氛热烈，库兹涅佐夫跳了两场舞，临别时挑了不少吃的、用的东西，汽车上堆得满满的。他又提出要女人，段说八路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事使不得，库氏才面露不快地走了。此后，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苏联军官，坐着老式美吉普（二战期间，美国提供苏联吉普车辆）到张家口来要酒要吃的东西，如鸡蛋、面包、白糖、奶酪、薯类、薰肉，多是早上来，傍晚回去，经常可以看到苏联军官与俄罗斯女郎一对一对轧马路。直至回国，联军部队都驻扎在万全坝以北张北县与康保县之间，炮兵阵地由公会镇以南狼尾巴山，推进到张北城外西河滩上，再也没有南进。26日，段苏权再次向中央发报：“据詹24日电，我一再建议苏军速去张市，但未允，只是问大同、北平之敌数目，看其状很慎重”。28日晚，程、耿给延安发报（叶剑英转聂、萧、刘）：“苏军曾派1团长（华西里耶夫上校）与我联络两次，但未谈配合问题，观其行动最近南下可能甚小”。对于美蒋即将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段也通报了苏方。26日9时和13时，段苏权再向军委连发两报，“苏军 指挥官令我们固守张市，并在市郊做工事，大同至张市至宣化铁路彻底破坏”；“我两个团和20团于昨日进入张市，今晨苏军10余人亦到，他们了解张市情形后，定于明日来此，尔后与苏军交谈一些什么问题，请告”。该收电稿作为“A急”件抄送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传阅，并“已电话告叶子龙”。平北部队与苏军接洽的一言一行，都是在 统帅部直接领导下进行。从平北报告中不难知晓，苏军无意在长城以南采取军事行动，借助苏军之势的预案可以休矣！
苏军的出尔反尔和突然在张北停滞，几十年以后谜底方揭晓，其并非出于苏军的规划，而是受到了美蒋联合强力阻挠。文革结束后，段苏权意外获得1份国民党 规格的绝密材料，是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世界战争研究会记录》，该研究会召开会议，均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下指导棋。8月18日下午4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召开的第42次世界战争研究会上，蒋介石声称：“现苏军除向东3省推进外，並深入热、察两省，其1部且已进至张北，于此乃发生一严重问题，盖吾人所谓之满洲，乃指东3省而言，但溥仪统治下之伪满，竟包括热察两省于内，……现盟方已规定满洲归苏军缴械，实应以东3省为范围，不应侵占热察两省。吾人应持此严正之理由，速向苏联大使馆交涉，请其通知进至张北之苏军，速向东转进，以免与我正向热察两省前进之部队，发生冲突”。蒋的发言，显系偷換概念，因日阀侵占热河和将其并入满洲国疆界，东北4省即成为普遍的概念。43年11月23日晚7时半，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柯克别墅为蒋介石举行私人晚宴，这是双方最私密、谈话时间最长的会面。蒋向罗斯福谈了10个问题，包括日本未来的国体、如何对待英国等等。蒋认为，东北4省与台湾澎湖都应归还中国，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当晚的话题成为开罗公报的核心条款。东北4省之概念，并非源自满洲国，28年热河建省（下辖1道15县3设治局），东北易帜后，热河由东北军实际掌控，遂将长城以外（或称关外）统称东北4省。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将其划入伪满洲国所管辖的省份，这1事实已由蒋介石提出，并写入开罗宣言公之于众，如今又说满洲国不包括热河省，东4省应为东3省，这个弯绕得有点大，仅靠国民党政府交涉，恐难达致目的。中共在延安的首脑，听到苏蒙联军越过草地荒滩，急速向察北、热北挺进的广播，蒋介石在重庆也同样接收到，蒋认为，如苏军突破张家口日军防线，“可取道热察，直趋平津，东北地位，实际已成次要”。蒋介石自知国弱言轻，也深知斯大林的固执和傲慢，思来想去，只有美国人说话顶用，何况苏军越界热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军在亚洲的代表人物、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 ，成了蒋的护命真神。曾随徐永昌以盟军中华民国代表身份，前往东京湾参加日本投降典礼的军令部李树正处长（甘肃白银人，后升任国防部第3厅副厅长，挂中将衔），在世界战争研究会第45次会议上报告：“8月17日上午6时50分，由白市驿机场，乘4发动机之运输机起飞，……下午3时半抵马尼拉。……18日下午5时， 将军接见部长于办公室内，首致欢迎，并谓渠年，即认为 起而抵抗侵略者，必为蒋委员长。继之部长（指中华民国代表团团长、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即将苏军进军张北情形，告知麦帅，请其速电制止。当获答复云已去电制止，但因电讯须由莫斯科转海参崴，恐到达较慢，并表示绝尽力办理此事，部长随即返寓”。 6天前刚被杜鲁门任命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以此可知，蒋介石并不关心到日本实施军事占领、惩治战犯和战争赔偿事宜，他的全副精力都集注于苏军在张北动向和在热河的防共灭共，且在8月17日前即已通过 对苏方提出过严重交涉。中国本来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时间最长，人员和财产损失最烈的国家，联系到甲午战争以来，一系列的割地赔款，正需新账老账一起算，麦帅本以为中国代表团赴日索赔，必狮子大张口予取予求，不料只提交涉苏军不得进入热河一事，麦帅自然大包大揽慨然允诺。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完成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手续，正式签署的投降书附表中，帝国陆海军按当时所处地域被划分为11个投降单元，分别向同盟国指挥官缴械输诚。新几内亚东部（包括所罗门群岛）日军第18军，向澳军罗伯逊少将投降，曾拥有14万之众的陆海军部队，至此仅余人，以致战后被讥以“光部队”之称。关东军司令官所辖部队规定由苏军受降，在“所辖地区”特别标明：“满洲（包括关东州，热河省除外）”，关东州系指旅大，有斯大林一直垂涎的不冻港。而蒋介石受降地域则标明：“中国（包括热河省）、台湾、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支”。包括、不包括之限定性刻意表述，把《开罗宣言》上的东4省变成东3省，正是蒋介石的“杰作”，足显蒋通过徐永昌对麦帅施加的影响，为名正言顺地“接收”热河开启了大门。
由于受《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限制，中共中央在七大上确定的争取东北的战略构想，以及在苏联对日宣战后下达的配合苏军作战的命令，未能有效实施。尽管如此，中共还是通过多种渠道，与苏共和苏军建立了联系。在这些渠道中，受中共中央派遣，最早与苏军会师的平北部队发挥了独特作用。张北会师尽管富有戏剧性，但它发出了一个明晰的信号：苏联红军的军事行动虽然限定在长城以北，但他们愿意与八路军接触并将政权移交给中共，也不反对双方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军事合作。鉴于平北部队一系列报告和张北、德化、商都等地顺利移交，使中共中央对派兵抢占东北、控制热察两省的信心大增。8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要求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和计划。8月22日，根据平北源源不断的消息，特别是“愿还政权付我”、“重我党员”、“同苏方去康保”、“配合攻击张家口”等信息，似乎嗅出点味道，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指示晋察冀分局：“红军占领热河、察哈尔，红军在占领区政策尚不完全明了，但我为争取热察两省起见，分局应指示各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由1部武装掩护，到红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在红军占领的城市中亦应派干部去建立政权，组织群众，出版报纸。如果红军能允许我之武装部队进城，亦应派武装进驻。如果红军在政策上有所顾虑，须用很好的态度与他们商讨，并在红军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工作”。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断言：外交归外交，党的关系归党的关系，这是两码事，只要不使苏联在外交上感到为难，斯大林就会支持共产党。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派5个团的部队和干部团去东北。鉴于对苏军摸底的战略情报，毛分析说，“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以此可知，在8月20日之前，对苏军南下的动向是模糊的，至迟在8月26日，中共中央已确知苏军不过长城的信息，据此重新规划下一步的行动。28日下午，彭真在中央党校主持为首批出发赴东北工作干部的送行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你们赶快去抢。朱德也底气十足地讲：东北大有文章可做，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大有希望。面对这“千载一时之机”，2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令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出发”，“我党我军在东三省的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寄予伟大之同情。因此部队可用东北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刘少奇主持中央作出的上述重大决策，重新调整了早先拟定的“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思路，与平北部队 与苏军亲密接触，探寻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真实意图，源源不断将信息传递给中央高层，是密不可分的。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苏蒙联军撤军的有利时机，平北部队相继收复了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阿巴嘎旗、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正兰旗、多伦、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单独解放了康保，加之平北主力部队解放的9县1市，在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夺占察绥的企图，亦为中共中央“配备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创造了基本条件。
《时史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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