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作者张僖，年10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衲按：该回忆原文有8万多字，因公号发文上限为5万字，故对其中部分章节整体省略，保留章节中也有部分删节，不再一一注明。入“老衲读书”QQ群（群号）。
年文联大楼奠基仪式合影，前排左起：夏玉魁、阳翰生、周扬、张僖、陆石
自序
一、参加革命
二、在东北
三、筹建中国作家协会
（以上略）
四、对《文艺报》的批判
年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我猜想，当时中国作协党组的有些人和我一样，都是 次得知，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且没有想到事态的严重，更没有想到这封信会引起对《文艺报》后来那样严厉的批判，致使整个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都要为《文艺报》承担“领导软弱无力”和“漠不关心”的责任。
时隔十天，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同志署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文艺报》捅了娄子。年第9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推荐《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而对于像李希凡、蓝翎、白盾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论点的文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拒绝刊登的态度。
按我们的想法，刊物发稿、退稿是常有的事情，即便退掉了一些好稿子也在所难免。但此事既然毛主席过问了，事情就重大了。当时的《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副主编是陈企霞（兼编辑主任）。尽管在《文艺报》第18期上转载了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杂志上的批评文章，但大局已难以挽回。一个原因是“登晚了”，另一个原因是冯雪峰还加了编者按。按照后来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关于〈文艺报〉的错误的决议》中的说法，就是“转载时，编者又加上了贬抑这个批评的重大意义的错误按语……”
现在想起来，当时不论《文艺报》采取什么措施，可能都无济于事，不在这里犯错误，也会在那里犯错误，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伸头缩头都是一刀。
但当时人们却是非常诚惶诚恐，觉得毛主席目光敏锐，毛主席博学多才，他能在那样繁杂的国家大事中关心文学界的事情，而且关心得那样具体、那样准确，这便决非小事了。
从10月31日起，中国作协主席团和中国文联主席团便多次召开会议，展开对《文艺报》的批判，首当其冲是冯雪峰同志，其次是陈企霞。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文艺报》在名义上是中国文联的机关报，但文联委托作协来领导，因此《文艺报》的事情一出来，两个主席团都要“表示态度”。
10月31日那天，冯雪峰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做了深刻的检查。他的态度很诚恳，但看得出来，他的确有些想不通，同时也有一种委屈的感觉。
他在巨大压力下的检查中仍然有这样的话：“特别严重的，是我对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又不是很快认识到的。在主席关心到这问题并给以严厉的批评后，我才一步一步地认识到，这不仅证明我的思想确实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的根深蒂固的联系，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我思想中却是十分单薄；同时我身上的严重的包袱又在阻碍我从思想上去认识问题的本质和错误的严重性，例如我自以为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以及自以为我平日在工作上是艰苦的等……”
冯雪峰的检查是交给作协党组和周扬同志的，并请周扬转呈中央宣传部和党中央。
根据冯雪峰检查中要求的“我决定立即在党报上和作协及文联主席团会议上公开做自我批评”，作协和文联党组决定，冯雪峰的检查文章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刊登。
11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以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邵荃麟的名义，写报告给中央宣传部，并转呈党中央。报告附上了冯雪峰的检查，并写上了“党组认为冯雪峰同志对这一错误的检讨态度是诚恳的”。
报告同时明确指出：“作协党组在领导文学工作上同样犯有这样错误倾向……”也诚恳地承担责任，并向中共中央做了检查。
接下来，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多次召开会议，商定对《文艺报》的处理意见。
个草案初稿的名称是《关于〈文艺报〉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初稿）。
这个稿子在后来有两处较大的改动：一处是一稿中“无疑将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危害”一句，在第二稿中改成了“无疑将给人民的文艺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害”。另一处是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在检讨对于“文艺思想领导的软弱无力和漠不关心”的部分，在第二稿中加上了“文艺艺术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刊物都没有从年影片《武训传》的批判中认真吸取教训”。
第三稿又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动，主要是更加强调了《文艺报》对“小人物”的态度，说这样“必然会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疏远起来……对待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态度是傲慢的……”同时又加上了《文艺报》“今年１月间对李凖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所取的冷酷的批评态度……”
这些修改让人看出是在竭力回应《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的内容。
这三稿草案 涉及到的对《文艺报》处理的决议部分，改动也比较大。
我现在手里保存的 的第三稿上，有邵荃麟同志年12月4日的批示：“先抄发文联主席团委员作协主席团同志、党组及有关负责同志”。还有林默涵的附言：“荃麟同志，此件已送中央。林默涵十二月四日”。
也就是说，在年的12月4日，两个主席团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草案），已经送给中宣部和中央了。
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并根据决议中对《文艺报》改组的内容做出决议。
关于改组《文艺报》编辑机构的决议：
根据年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文艺报》编辑机构予以改组，兹决议：
一、撤消陈企霞同志所担任的《文艺报》副主编兼编辑主任职务。
二、成立《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决定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黄药眠、刘白羽、王瑶七同志为编辑委员，并以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三同志为常务编辑委员。免去黄药眠及康濯同志原任的《文艺学习》编辑委员职务。
三、责成编辑委员会在两星期内提出改进《文艺报》的具体方案和新的编辑方针，提交主席团审核。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全面地对中国作协系统的各个刊物进行检查。年12月１6日，在作协第四次常务办公会上，拟订了作协全面检查工作的计划，并指定由严文井、阮章竞和我组成检查工作小组，协助主席团具体研究与掌握全盘检查工作。除了《文艺报》以外。将各部门分为以下七个检查单位：
一、《人民文学》，二、普及部（包括《文艺学习》），三、古典文学部（包括《文学遗产》），四、创作委员会，五、《译文》，六、《新观察》，七、外国文学委员会、图书资料室和办公室。
之后，对照总体计划大致划分了检查工作的三个阶段： 阶段为学习文件、酝酿检查阶段，时间截止于年前；第二阶段为进入检查阶段（包括对领导提意见），时间约在元月4日至14日；第三阶段为提出改进方案阶段，时间约在元月15日至22日。
检查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严文井负总责，另外主要负责联系了解《人民文学》、创作委员会。阮章竞负责联系《译文》、普及部（包括《文艺学习》）、《新观察》。我负责联系古典文学部（包括《文学遗产》）、外国文学委员会、图书资料室、办公室等单位。指定丁宁同志为检查小组秘书，负责各部门的联络。
在将近一个月的检查活动中，各部门主要是从刊登稿件、来稿退稿的工作中对照毛主席的信，检查是否存在《文艺报》一类的问题。从总的方面来说，要检查“对资产阶级思想容忍和投降的问题”、“轻视和压制新生力量的问题”、“执行创作上的自由竞争的问题”；从具体方面来讲，要检查“权威思想”、“名人思想”、“脱离群众”、“脱离当前斗争任务”等等。
检查文章的过程中有些突出的例子，比如《人民文学》检查了3月号刊登的《洼地上的战役》，认为这是一篇有错误倾向的小说，但刊物至今也没有批判。
《洼地上的战役》是作家路翎的作品，描写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的军人在一瞬间有了害怕怯懦的念头。这篇文章主要受到来自部队方面的指责，还是那个老的争论——能不能写军人的弱点和缺点？
还有柯仲平的诗《献给 》。有人认为这诗的质量并不高，只因为他是名人（文联副主席），就给予发表。
到了年初，对《文艺报》的批评处理和对作协系统各个刊物的检查算是告一段落。
在对《文艺报》的批评过程中，冯雪峰同志虽然想不通，但他的态度并不太激烈。他写检查，承担了《文艺报》所犯错误的责任。相比之下，作为《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情况就不同了。
为了李凖、于黑丁等人的文章闹起的风波，陈企霞激烈地辩解，在党组扩大会上当面和周扬顶撞起来。于是，陈企霞“恃才傲物”、陈企霞“抗上”、陈企霞“反领导”的印象和舆论开始形成了。尽管他也勉强做了检讨，但心中是很不服气的。在《红楼梦研究》被批判的事情发生以后，陈企霞被召回北京（那时他在下面深入生活）。
《文艺报》最初创办的时候，丁玲是主编，陈企霞和萧殷是副主编，陈企霞曾表示不满：“主编还有什么副的？”丁玲找周扬商量，周扬点了头，于是《文艺报》就出现了三个主编并列的现象。凡此种种事情，陈企霞都给各级领导——当然主要是周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就连丁玲后来在“帮助”陈企霞的会上，也认为和陈企霞一起工作“像背了一个大包袱”。
这时候，中国作协所面临的战斗已经不光是要解决《文艺报》的问题了，一个更大、更激烈的运动已然悄悄临近。
中国作协的战斗方向已经开始要向胡风转移，但是我相信，就是党组中的所有成员也没有想到，“胡风的文艺思想的错误”能够发展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中国作协需要尽快结束对内部的检查，以便投入到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来。在那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会议上，陈企霞才勉强做了检讨。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陈企霞也做了检讨。 ，他被撤消《文艺报》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的职务。
最近看到陈企霞病中的自述，谈到他勉强接受处分的环境和心情，他说：“当时的气氛和某些做法，使我根本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勇气和可能。同时我又接受了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的劝告的影响。”陈企霞谈到了丁玲、冯雪峰、艾青、康濯等同志劝他马上认错时自己无奈的心情。
当时的丁玲并没有被触及到任何问题，在党组会上她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可是事隔一年，丁玲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想，陈企霞即便当时没有任何检讨，没有接受处分，就当时的环境来看，他的命运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许多回忆文章谈到在批判《文艺报》期间有封匿名信的问题，我把所知关于这封信的情况说一下：
大约是年11月或12月，正是中国作协批判检查《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时候，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封写给刘少奇同志的匿名信。少奇同志批下来了，转给了公安部，又转到咱们这里，让查一下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
我接过信，这是一个普通的短白信封，没有单位落款，更不是作协通常用的那种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刘少奇同志亲启”的字样。在刘少奇的名字上画着一个圈，估计是刘少奇同志圈阅过。信的投寄地点是北京西单某邮局。
我印象中信封里面有三四张普通稿纸，上面也没有印刷单位。
信的大意是对当时正在激烈地批判《文艺报》各种错误的反驳，为《文艺报》打抱不平，鸣冤叫屈……从信中的内容和措词来看，写信的人对作协内部的情况非常熟悉，给人的初步印象是，这封信是作协内部的知情人写的。信如果是署名的，这封信可能会很“简单”地处理。
既然是刘少奇同志亲自批下来的，当然事关重大。我马上找到公安部六局局长陈中，他说已经知道这件事，写信的人可能就在中国作协内部。他希望我们自己先查一下。
我们根据匿名信的笔迹开始查找。记得当时参加查找笔迹的有丁宁、胡海珠、罗立韵等同志，还有我。我们从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档案中，取出每个人自己填写的登记表，把表上的字迹与匿名信一一核对。然而找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件事放在工作日程上大约有一年之久。
谁也没有想到，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的事情不但没有得到平反，丁陈二人又被划成右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巴人）找到刘白羽、严文井和我，讲述了一件事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女编辑，这次她在与副主编楼适夷的谈话中，揭发出当年匿名信的事。说是当时陈企霞写了信，通过这个女编辑找了一个“老秀才”，把这封信抄了一遍，然后陈企霞去了上海，由这个女编辑把信寄出的。
我们当即去了这个女编辑的家。女编辑领着我们又找到了那个替陈企霞抄信的“老秀才”， 证明女编辑说的是事实。
陈企霞同志可能是得到了消息，第二天，他就由他的夫人郑重陪着来到作协，拿出一把钥匙交给我们说：“这就是罪证。”这把钥匙是那个女编辑家的。
年8月3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陈企霞在他的检查里说：“首先我要揭露匿名信的事和还有比柳溪所说的更可怕的事——”这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说出的。匿名信的问题到此真相大白，只是陈企霞又多了两条罪状。
如今看起来，陈企霞的这两年事都不能构成什么罪状。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一看就明白，就两件事都将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
五、肃反和“胡风反革命集团”
年7月，也就是党的四中全会以后，胡风向中央呈交了一份二十多万字的报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后来大家通常所说的“三十万言书”（后来公开发表的名称是《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中央在接到胡风的报告之后，指示要将报告交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文艺界公开讨论。
胡风其实应该知道，在此之前，中央领导一直对他的文艺思想持批评态度。而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讨论，则一直进行了五个月。
年1月2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代表作协党组，起草了给中宣部并转呈中央的报告。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从此转入了一个严重的阶段。
邵荃麟报告全文（略）
为什么从当年7月胡风上交报告以后时隔五个月，中国作协党组才给中央写这个报告？据我个人理解有这样几个原因： 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和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评。《红楼梦研究》是当时的热点。第二中国作协党组在没有得到上级指示时，还没有下定决心。还有年9月是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次会议开幕的时候。
年1月，批评胡风发言的文章接连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上，仅1月份，这三家报纸共刊登这类文章十九篇。
根据年3月7日统计，至此，批判胡风的文章（包括何其芳与林默涵的文章），一共发表了五十七篇。
当时，在给作协所属刊物的来信来稿中，除了支持批判胡风的文章之外，也接到相当一部分来信来稿，反对批判胡风。
年1月13日，胡风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年2月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对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这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青年宫会议。那是在北京东单十字路口东北角后来叫做青年艺术剧院的地方。
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作协党组和文联党组在东总布胡同46号召开会议。由郭沫若同志主持部署明天对胡风的批判。这个预备会没有胡风参加，胡风对此也一无所知。
我当时的身份是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副秘书长，也是党组秘书。那次预备会议担任记录的是束沛德同志和陈淼同志。束沛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是择优选拔到中国作协来的。一开始周扬同志想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后来严文井说，希望他到创作委员会当秘书。于是束沛德同志就在党组担任记录的工作，很受信任。
那天散会以后，连夜发送第二天开会的通知，我记得通知是凌进晨1点钟发出的。通知上没有会议内容，只是说要在青年宫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联席会。胡风也只是接到明天开会的通知而已。
第二天，大会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文联在京的全委、作协在京的理事，以及其他各文艺协会的负责人等等大约二百多人，胡风也坐在主席台上。会议由郭沫若主持，茅盾和周扬作为助手帮助主持。郭沫若的身份是文联主席，也是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茅盾是文化部部长，也是中国作协主席。当然，许多主要工作是周扬同志来抓的，至于那些具体的工作，则由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同志来负责。那个会议的名称是“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
我知道，郭沫若和茅盾在重庆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也是有看法和不同意见的。
会下，舒芜找到冯雪峰说，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因为舒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而冯雪峰是社长兼总编，所以舒芜首先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肯定是有人把前一天晚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胡风。于是我们对参加会议的人员逐一进行了分析， 分析到束沛德同志的身上。
我负责找束沛德同志谈话，他承认是他透露给了同在一个宿舍住的阎望，但决不是故意的，而且也绝没有料到阎望又告诉了胡风，使他有所准备。束沛德说他回到宿舍，阎望问他开什么会，他就告诉阎望要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在研究对束沛德“泄密”问题如何处理的时候，我说，束刚出大学门，没有社会经验，又和阎望同住一个宿舍；阎望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而束是个年轻的学生。
年4月，全国文化界正在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同时，中央又在全国各个领域展开了旨在肃清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警、宪、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
当肃反运动在全国铺开以后，全国部级以上的单位都相应地成立了五个小组。
中国作协的五人小组是这样分工的：
刘白羽同志总抓。严文井负责所有从作协“出去”的“文字”——文井、文井，他这口井里都是文化！他在文字上抠得很细，遣词造句，字斟句酌，无论是对政策的把握还是用词的分寸，他都很有经验。那时候，严文井许多事不愿出头，有时还给人一种胆小的感觉。阮章竞负责主持作协内部的各种批判会（当然，大型的批判会还要由周扬和刘白羽同志来主持）。康濯负责《文艺报》、讲习所和作家支部。我负责抓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和我在行政上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也就结合起来了。
那时候，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当时的党总支就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因为各个刊物的主编都是党组成员。在肃反运动中，各个支部就成了主编的办事机构。
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同时也要审查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全部干部的历史。
延安时期曾经有过审干运动，上级领导说那次是局部的，而这一次却是全国性的干部档案核对。大家都知道，政治运动离不了开会。作家协会也是每天开会，而且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经常是晚上开会。运动开始，先由干部根据自己写的自传说出自己的“来龙去脉”。从学生时代说起，不但要说出那段时间做了什么、担任什么职务，还要说出证明人。审查办公室要根据每个人的自传到全国调查取证，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
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活动中，大约是4月份，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并且主动上交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大量私人通信。
在一次中国作协党的会议上，刘白羽同志对我们说：“舒芜把胡风给他的信都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上面的交代，要集中一些同志到公安部去研究整理。我本人也要去，家里的工作由严文井负责。阮章竞是总支书记，负责具体工作。”
那时候，邵荃麟同志在养病，党组已经停止工作（肃反由五人小组负责），其实中国作协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由党总支负责。
我当时听说舒芜交了胡风给他的信件，心中有些想法。而且按照程序，这些信件本应该是在作协，或者在中宣部、文化部整理研究，现在却说要拿到公安部六局（文化保卫局）整理研究。我的 个感觉就是问题严重了，是不是已经从思想问题变成了肃反问题？
刘白羽等同志开始到公安部六局办公。听说去公安部整理信件的还有《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北京大学研究所的何其芳、中宣部的郭小川（郭那时候还没有调到作协来），还有林默涵、张光年等同志。
留在作家协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就开始组织机关的同志（主要是三十几位驻会作家）学习。还是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会议基本上都是在党内进行。那段时间经常召开党总支大会，而且是晚上召开。
许多人听说舒芜交了信，也不知道信里都说了些什么，有一部分同志就紧张了。这主要是在胡风主办的刊物《泥土》《七月》《呼吸》上发表过作品的同志。比如田间、严辰、陆菲、艾青等同志。
从那段时间开始，机关的肃反运动就和对胡风的揭发批判联系起来了。
由于当时舆论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无形的但是巨大的压力，许多同志纷纷交代自己和胡风的来往。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给杂志投稿的关系，还有许多现在看起来 是生活琐事。比如诗人田间（原文学讲习所秘书长）说，他到胡风家洗过澡，觉得胡风很平易，亲自擦澡盆；胡风曾请他们在马凯餐厅吃饭等等。
5月中旬的一次会上（会是由当时的总支书记阮章竞同志主持的，我当时是总支副书记），有人提到田间在胡风的《七月》上发表了很多诗，胡风的泥土社还出版了田间的书，要田间交代与胡风的关系。当时田间很紧张。
第二天天刚亮，田间就去刘白羽家中找到刘白羽。事后，刘白羽曾对我和阮章竞说起：“那天，田间很紧张，天一亮他就来敲我家的门，田间神经有点错乱……”但刘白羽没有告诉我们谈话的内容。
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1点多钟，田间来到严文井家说，他有支 要交。严文井急忙把我叫到他家，当着田间的面对我说：“田间有支 要交给总支。”
我说：“你拿来好了，交给高铮同志（当时的党总支秘书）。”
田间说：“我的家里有一支 ，我有些害怕。”
严文井说：“你拿来交给总支给你保管。”
田间说：“我不敢拿来，怕路上出事。”
我说：“这好办，你怕路上出事，我向司机班要个车，你坐车回家去拿。”
田间还是不同意，“我不能拿枪，有人监视我。我上车的时候在门口出事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严文井提出让我同田间回家一趟。
我从司机班要了车，记得开车的司机是曹玉露。我们一起来到田间家里。
田间的家紧挨着后海，是一个小四合院，房子是他自己买的，有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相互连通。他领我走进那两间已经打的通铺有地毯的北房里，让我坐在藤椅上，给我泡了一杯茶，就走进里间他睡觉的屋子。我听见他在屋里翻东西，大约有五六分钟，他又走进再靠里面的房子里去了。过了有二十分钟的样子，他突然从那个房间通向院子的门跑到院子里，大声喊：“我不能活了！”
听见他的喊声，我急忙跑出门，只见田间右手持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我上去夺枪，他死活不肯松手。我用右臂肘顶了一下他的下巴，他的手才松开。我把枪夺下来之后，他转身就往院外跑。我记得当时在院子里还有一个老太太，好像是他的母亲或者岳母。
我拿过枪一看，发现子弹是顶在枪膛上的。我心中一惊，刚才没有注意田间的手指是不是扣在扳机上，太危险了！我急忙把子弹退出来，然后追了出去。
从田间的家门出去就是后海的湖面，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一两分钟的时间里，田间就跳进了后海。幸亏水不深，只没到他的腰，又是在岸边。等我赶到湖边的时候，田间已被过路的人救了上来。
我将浑身湿透的田间带回他的家。那位老太太急忙拿来衣服给他换上。这时候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我等田间换好衣服，就给他们讲习所打电话。
田间和我还有民警一起坐车来到严文井的家。我们让民警走了，然后问他为什么要跳湖。田间说：没有找到枪证，怕挨整……
就在这时候，公安部六局局长陈中来电话，要我去汇报田间 的情况。
我把田间交给了严文井，交代了一下，就径直去了公安部六局。
在走廊，我看见办公室里坐着刘白羽、袁水拍、林默涵等人。他们奇怪地问我怎么来了。
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
我又找到陈中同志。陈中问我：他和胡风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根据地长大的，不是在白区参加的地下党；他就是把作品投到胡风办的刊物上去过，也就是作者和刊物的关系。当时根据地许多人都在那里发表过作品。
陈中又问：那他为什么跳后海？
我说：他的神经可能受了刺激，一时激动，不是反革命行为。
陈中说：那我们就不管了，你们作协自己处理吧……
我又赶到严文井家。严文井说：我真是紧张地要命。刚才，他又跑到马路上，要钻汽车！
我和严文井一起对田间说：你这样闹可不应该，葛琴明天就回来了！
葛琴是田间的妻子，也是作家，那时候正在张家口外出。田间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下，问：葛琴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打了长途电话，她明天一早就回来！
等他情绪平静下来，我们就让他回家了，还让文学讲习所派人到家里陪着他。两天以后，葛琴回了家，文讲所的人才回去。
大约十天以后，田间和葛琴一起到作协总支办公室来，交给我一个枪证，上面所注明的 号码、子弹数目与田间那支 号码、子弹数目相符。我当时就把 证交给了总支秘书高铮同志。
年5月13日到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并发表了毛主席写的按语。
在这些材料发表的一个星期之前，中国作协党组内部先传达了。
《材料》公布以后，党总支再开会的时候，调子比以前高了。因为“胡风小集团”已经更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已确确实实地把思想批判变成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绝大部分是从解放区来的，与胡风来往不多，因此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多大关系。和胡风有过“来往”的，大多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比如舒芜、牛汉、杜高等人。
和胡风“来往”密切的，在作协机关中只有一个阎望，他属于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公布以后，公安部就来到作协机关，在办公室将阎望带走了。他被定为胡风分子。
多少年以后，阎望在胡风案件平反之后又被送回中国作协。作协接受了他，恢复了工资待遇，但没有给他安排工作。
当时，驻会作家中邹荻帆、贺敬之、艾青、田间、严辰等都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作协党总支在给这些同志定性的时候，严文井、阮章竞和我 商定：胡风发表解放区同志的作品，是他想拉拢壮大他的队伍，这是他本人的问题，而与投稿者无关；只要这些作品没有问题，他们之间就只是投稿的关系，所以不应该看成问题；田间“跳海”也不算问题。因此，在反胡风的运动中，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基本没有卷进去。
年7月中旬，周扬同志来作协召开过一次党组扩大会。
我在会上汇报了“田间假 ”的问题。周扬说田间是诗人，容易神经紧张，跳后海是神经错乱。周扬还说：田间和胡风的关系只是一般的投稿的关系。
大约过了三个月以后，刘白羽召集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会，在会上对田间批评了一下。 ，党支部给了田间一个警告处分。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个说法提到，5月30日艾青写信约田间一起到公安部找胡风的爱人梅志核对材料。这个说法可能是不属实的。
当时作协五人小组中负责田间问题的是严文井和阮章竞，在这段时间内能找田间谈话的只有他们二人。至于5月30日的谈话，是阮章竞要我通知艾青，让艾青再通知田间，约他们两个人一起谈话。后来阮章竞和他们谈了，主要谈的是关于胡风的问题。我在五人小组里分工联络公安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公安部根本没有找艾青和田间与梅志核对过材料，我们也不知道梅志关在什么地方。
胡风的案件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在法律程序上却还没有审判。
年的五六月间，公安部六局的局长夏印（陈中已调走）找到我，说胡风的问题要结案、要公审，中央提出要组成法庭对胡风公审，然后尽快结案。决定由 人民法院的刑事庭庭长邢逸梅做主审，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做公诉人，而中国作家协会要出一个陪审人。
我当时的身份是作协副秘书长、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同时是中直党委委员，也是组织委员，因此夏印直接找我商量。
我向刘白羽同志汇报了这件事。
刘白羽说：作协就是你去。
于是，我每隔一天就到公安部礼堂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去，和邢逸梅、夏印一起看材料，整理材料。
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感到，光凭这些信件反映出的问题，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图腾——不能碰”、“来了两个黄马褂……”等等言论不好定罪。
谈到用杂志拉拢组织反革命集团，似乎也说不过去，因为那毕竟只是投稿问题。
只剩下胡风的历史问题了。解放前，他曾经在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干过，参与了省党部的宣传，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
可是，审判胡风又绝不能仅仅靠这些历史问题。
我们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
这件事断断续续搞了有半年之久。后来，邢逸梅忙了，有时就不来了。我也开始忙了。终于有一天，夏印说他们也很忙，先放一放吧！
那个时候，中宣部和上海市委的关系日渐紧张起来。我想，上级可能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暂时顾不上胡风的问题了。
直到年我在山东曲阜农村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才听说胡风被公审了，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然后送回四川老家。我不知道这次公审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
那个时候，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备战备荒”，大量人员撤到后方三线，想必是中央想尽快了结此案吧。
六、关于“丁陈反党集团”
在全国轰轰烈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中国作协又发生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事件。这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延续和进一步扩大化。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进行肃反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许多问题都被简单而迅速地归到肃反运动的轨道上去。
年的五六月份，在作家协会一次行政十二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会上，参加的人是作家协会所属各个单位的负责人和作协的驻会作家，大约有三十多人。当时的党组成员，《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戈扬同志说：“我看呀！在我们作家协会内部有一股暗流，党内有一股暗流……”
那时候，作协的文学讲习所已经停办，《文艺报》也已经受到过严厉的批评，而这两个单位以前的负责人就是丁玲和陈企霞。这时候，丁陈二人都是驻会作家的身份，而那个时期丁玲等许多作家正在外地深入生活。
戈扬这样的发言使大家立刻联想起这两个单位，也立刻联想起经常和周扬顶撞、“不服从领导”的丁玲和陈企霞。当时中国作协内存在着这样的舆论，比如认为丁玲的资格和成绩不亚于周扬，而周扬当了中宣部的副部长，丁玲却只是一个文艺处的处长。传说丁玲说过，周扬算什么呀！
丁玲和冯雪峰的关系很好，大家也不由得联想起三十年代，丁玲、冯雪峰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之间的矛盾，“大众文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以及延安整风时期的矛盾……
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都能理解戈扬所说的那股暗流指的是什么。
当时丁玲和陈企霞都没有在会上。
康濯同志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独立王国。他指的就是《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康濯当时的行政职务是文学讲习所的副秘书长（丁玲是主任，张天翼是副主任，田间是秘书长），他还是中国作协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
康濯当时所处的地位是很微妙的，他既是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又是讲习所的副秘书长。如果说，那段时间的讲习所是独立王国的话，那么作为讲习所主要负责人之一，康濯对“独立王国”也要负有相应的责任。
康濯的发言有“觉悟”的成分，但也决不排除“反戈一击”的意思。
这个会议以后，康濯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刘白羽同志。我和严文井同志只知道康濯有个材料交给了刘白羽，但具体内容却不太清楚。后来听说刘白羽又让阮章竞同志签了名，然后上报给了陆定一。
按那个时期（肃反时期）的程序，刘白羽应该让肃反五人小组传阅讨论一下，然后上报，但他只让阮章竞签了名。年，我见到阮章竞同志，他告诉我刘白羽让他签名的时候，他并没有看材料的内容，就签了。阮章竞说：“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没有给我看呀！他说，康濯写了个材料，你不用看了，签个名吧。我没看，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
当时，周扬是分管中国作协的中宣部副部长，但刘白羽却直接把材料交给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后来，听说陆定一同志又将材料交给了中央。
这件事一直到中央对陆定一写的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批示下来以后，我和严文井才知道了陆定一给中央所写报告的由来。
阮章竞所签名的正是康濯所写的材料。
陆定一署名的报告是7月中旬交给中央的，从这一报告的内容，我们才影影绰绰地知道康濯的材料写了什么。
陆定一的报告里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地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的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其严重的。”
报告中还说，“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
报告中还提到，“冯雪峰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这表现为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的关系极不正常。近年来，特别是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和检查《文艺报》的错误后，冯雪峰是有进步的，他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已较前有所克服。但在他的文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观点，许多地方和胡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语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做一次检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时候，大家根据这些内容，才估计出材料里可能说了丁玲搞个人崇拜——“有人不但不挂主席的像，还要把丁玲的像挂出来”，而且还有丁玲“一本书主义”的说法等等。
年初，我见到于光远同志，他在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说，年，周扬有次在关于准备给丁陈甄别平反会上说：“年搞丁陈的问题也不是我要搞的！”陆定一同志当时在场，并没有否认……
报告被中央批转下来以后，中国作协从年8月初到9月初，一共召开了十几次会议，对丁玲和陈企霞进行批判。
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那段时间里，许多事情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有几位领导在台上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对丁陈抱有同情，而默不做声。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所见到的事实是，在现场的许多领导、许多名人、许多作家，在会上都是同仇敌忾的，像高喊：“冯雪峰站起来！”“丁玲站起来！”还有一些人喊着更激烈的口号。他们不是被人指派的，他们有的或是想当众表现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击，或是想让领导看看，或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或是出于真心，或是被领导的威望所蒙蔽——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场面非常激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正因为这样无助，丁玲和冯雪峰才会有那样难以名状的悲痛，甚至他们自己都以为自己犯了错误，只不过不是故意的罢了。那会场真正是一个“场”，到了那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态，在那个“场”里，人们的心都被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牢牢掌握了。
9月底，中国作协党组向中宣部并中央写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年12月份，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报告。于是，年底，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载并重新批判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太阳的黑点》、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文章，同时，把丁玲的历史又翻了出来。
比如，丁玲到底是怎么到的延安？在大家心里也成了疑团。事实是这样的：丁玲从上海到延安主要是由冯雪峰和张天翼营救的，具体安排的是张天翼（张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二厅上尉文书）。但在那种空气下，没有人站出来澄清这个细节。
大约在8月初的一次对丁陈的批判会后，冯雪峰揭发说：陈企霞曾经说过，他有一支 和两颗子弹，一颗子弹要打死他最恨的人，另一颗要留给他自己……
因为前面已经发生过田间“ 未遂事件”，此事他在会上这样一提，就是个很严重、很危险的问题了。于是由我和刘白羽、严文井三个人到公安部作了汇报，当时六局的局长陈中又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有了批复，于是公安部就派人来到陈企霞家搜查，康濯和我陪着一起去的。搜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既没有枪也没有子弹。记得那是年8月中旬的事情，当时公安部向陈企霞出示了搜查证，而不是逮捕证。
陈企霞的问题依旧由作家协会内部来解决。他从那时候就被隔离起来，住在22号院他的宿舍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轮流“看”着他，之所以将陈看管起来，目的之一是因为怕他再出什么事故。
批判丁玲、陈企霞的活动，是从年8月开始的，大约持续了一个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过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对丁玲和陈企霞进行批判。
丁玲、陈企霞等同志受到了被开除党籍的不公正的处理。
年的10月，中国作协有了新的任命。年7月，中国作协党组也有了新的变化。陈白尘同志不再担任作协秘书长，他到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去当副主任。郭小川被任命为作协秘书长，黎辛任作协副秘书长，并接替阮章竞同志担任总支书记。我仍然担任副秘书长。
但作协负责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还存在，因为是上级任命的，所以我的五人小组成员一职还保留，而且还是中直机关的党委委员。
后来，经过领导一再要求，黎辛根据党组会议的总结，写了对丁陈处理意见的 稿。再后来，又经过其他人（我不知道是哪几位）的修改，成了9月30日上报中央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了中央。
这个报告后来由中央书记处签发，于12月15日转发全国。同一天，周扬在北京向全国各地作协的负责人和主管文艺的负责人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大约近千人作了传达。
除丁陈外，当时被批判的还有陈明、艾青、李又然、舒群、罗烽、白朗。这些人都是和丁玲比较接近的，关系比较好的。
舒群、罗烽、白朗是在年的秋天，继“丁陈反党集团”之后被打成“舒罗白反党集团”的。
作家协会批判“舒罗白反党集团”的时候，刘白羽告诉我，他们曾经诬陷刘芝明同志。那是年，高岗反党集团事件出来以后，舒群、罗烽、白朗曾经写过材料揭发刘芝明，谈到刘芝明曾经对别人说：“东北要是个国家就好了！”于是有关部门就开始对刘芝明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刘芝明不是那样讲的。
在批判罗烽的时候，有人揭发罗烽和某某的关系密切。罗烽找到刘白羽，希望能网开一面，不要谈这个问题，以保全自己的家庭。刘白羽以后便没有在会上提到罗烽这类问题。
年，肃反运动后期，中央政策规定，“对在运动中错捕错斗者查实后，要进行赔礼道歉”。
作家协会在检查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就发现年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和处理是不合适的。
年5月，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年6月6日，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周扬同志以及邵荃麟、刘白羽都讲了话，表示给“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错误的、过火的、站不住脚的。
周扬在党组扩大会上说：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
大约是年6月，邵荃麟也在整风动员大会上说，“丁陈反党集团”的帽子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这一切都被后来迅速掀起的反右斗争摧毁了。
年初向丁陈“赔礼道歉”的那段时间，中宣部第二届党委和作协党组之间的矛盾很大。在作协党组中主要是刘白羽与黎辛之间的矛盾。黎辛认为作协党总支应该受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而李之琏同志是机关党委书记。
黎辛是在反右斗争结束以后调走的，到湖北省文化局当局长。年反右斗争“补课”的时候，李之琏和黎辛都被划成了右派。
年，陈企霞平反以后，我问过陈企霞关于枪的事情，他说他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他向我提出要回北京的要求，那个时候，他已经由中组部和中宣部共同研究后被安排在杭州大学了。
我找到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说，既然中组部和中宣部都已经讲了，我就不好再出面讲话了。——还有一个办法，要不，你直接找胡耀邦同志。
我来到胡耀邦同志的家，向他请示能否将陈企霞安排回北京的问题。我说，丁陈反党集团，代表人物是丁玲和陈企霞。现在丁玲已经回到北京，陈企霞没有回来，是不是不太合适？
胡耀邦同志非常爽快，他让我写个报告，并说：“现在你就在这里写，你们要求陈企霞调回北京。”我当即写了报告，并署上了我的名字。胡耀邦同志也当即在我的报告上写下了“请中组部急办”的批示。
我又找到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刘玉生同志。他把有胡耀邦同志批示的报告用塑料套封上，上报给了中组部。后来，由中组部给浙江省委去涵。不久，陈企霞调回北京。
七、反右斗争
关于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许多文章和回忆录都有了详细的论述和评价，我就不一一赘述，只想把我所见到的事情和感受回忆一下。
年，在作协内部，丁玲、陈企霞开始上书，要求平反“丁陈反党集团”的冤案，作协党组也几次开会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丁、陈、李又然几次在会上攻周扬、攻刘白羽，到了后来，会就开不下去了，这样一拖就是一个月。
“大鸣大放”还在继续，在这期间，邵荃麟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发动群众”，他到杭州的文艺界发表了讲话，不光是发动大家提意见，自己也带头说了一些“大鸣大放”的话，这些话引起浙江省委的不满。浙江省委把意见提到了中宣部。于是有一天，林默涵同志在党组会上说，浙江省委向中宣部提出邵荃麟在杭州“点火”的讲话有问题。林默涵告诉郭小川，马上叫邵荃麟回北京。
后来，与邵荃麟一起发言的浙江省文联副主席陈学昭，在反右斗争中被划成右派。
当时，作协还有一个审干办公室，黎辛除了担任党总支书记之外，还担任审干办公室主任，我是委员。在审干的时候，黎辛的档案我来看，我的档案黎辛来看。
在丁陈准备“翻案”的时候，阮章竞说：这个地方不能再干了！他要去包头体验生活和写作。为此，他找了华北局当时的书记李雪峰。李雪峰同意了。黎辛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舒、罗、白等人，说阮章竞要走了，你们赶快去找他。果然几个人一大早就到阮章竞家里找到了他。
为此，阮章竞非常恼火。
后来，在刘白羽的坚持下，阮章竞还是去了包头。
阮章竞同志参加革命之前是工人，是个漆船的油漆工。后来他写的长诗《漳河水》非常 。这次到包头去深入生活，那里有大型的钢铁企业，阮章竞认为他回到了自己的家。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后，全国的形势立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一场本来是号召群众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发动党员和群众反击那些向党“进攻”的右派的“反击战”。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地的反右斗争逐步升级。
7月25日，作协党组再一次召开扩大会议，重提一个月前关于如何处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周扬等同志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评价和口吻都改变了。周扬同志除了肯定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没有什么错误之外，还历数了丁玲和陈企霞在南京、在延安的历史问题。
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大鸣大放”变成了大揭发大批判。
我前面所谈关于陈企霞的匿名信一事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揭发出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女编辑某某揭发了陈企霞是匿名信的主谋。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天津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中，天津一位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也坦白交代了关于丁陈的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年8月3日陈企霞被迫在作协党组的第十次扩大会议上做了检查。他承认了匿名信的事件，交代了生活问题，还交代了与丁玲丈夫陈明在汽车站碰头，说“反正我们都没有问题，一定要坚持住”等“攻守同盟”的情况。
陈企霞的揭示交代使丁玲陷入被动和悲哀的境地。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8月11日《文艺报》也发表长篇通讯《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
年9月3日，在作协党组的第二十四次扩大会议上，丁玲做了检查。我记得她检查的时间很长，后来根据她的检查打印出来的稿子有将近三万字。
接下来，作协党组的大会便开始批判冯雪峰……
丁玲检查的第二天，9月4日，在作协党组的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做了检讨。
反右斗争时期，中国作协领导运动的主要是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副书记，再加上各个支部的书记和各单位的负责人。
当时划定右派的程序是这样的：先由各个支部提出某人的材料，然后报到作协党组讨论、拍板。各个支部的书记或者负责人的问题则由上级来定。而有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是否“划右”，就不是作协党组能决定的事情了。有些事情周扬同志可以说了算，有些时候他说了也不是太管用。在一次会上说到艾青的问题，周扬说：“艾青就是这么个人，就爱说些怪话，能不能不划？”可结果艾青还是被划成了右派。
谈到白朗，周扬说：“白朗还是写了许多好的东西，在妇女界也做了很多事情。”会议结束后，刘白羽同志找白朗谈话，明确告诉白朗，罗烽有历史问题，希望白朗能和他划清界限。不料白朗的态度很强硬，她说：“我和罗烽是一致的……”于是周扬爱莫能助，白朗就这样被划成了右派。
舒群同志本来是要被划成右派的，但周扬坚决不同意。周扬说：“你们开除他的党籍都可以，但不要把他划成右派！”舒群于是没有被划成右派，躲过了这一劫难。顺便说一句，舒群当年发表的 篇文章《失去祖国的孩子》，就是在周扬当时主办的刊物上。当然这并不是周扬保护舒群的主要因素。
再比如，韦君宜和黄秋耘没有被划成右派，除了上级说了关照的话等等我不知道的原因外，在党组讨论划右派的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极力主张不划韦君宜的意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有人主张划黄秋耘右派的时候，刘白羽认为不划韦君宜而黄秋耘是没有说服力的。邵荃麟也表示赞同。
有人问起，当年划定右派到底有没有固定的标准，比如文件规定？
我知道，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过一个《关于“划定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可是在《通知》传达之前，各单位已经在划定右派。在我看来，这个《通知》即便是比较早地下达，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是很难操作的。
比如《通知》 项 条中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什么叫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除非一个人明确地说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许多情况是根据相关的话来分析的，而且分析这些话的人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平的不同，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这就给各个单位划右派带来了很大的伸缩性。
当时在作协划右派，不光是考虑“现行”的问题，也考虑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基本上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比如某人有历史问题，再加上点现行的言论就够了。同时还有个和领导关系好坏的问题，在群众中人缘的问题。
丁玲在被划成右派以后，因为她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听说邓颖超、康克清还都委婉地说了些好话。但丁玲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心存疑虑，是作协领导的决心太大，还是丁玲被更高级的领导点过名？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年丁玲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这一情况，使高级领导心中的丁玲已经是个“有严重问题的人”了。
当时划定右派的指示传达以后，由各个支部上报本支部的右派名单和材料。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是各支部报上来的，基本都划；除非某个党组的领导人坚持不划，别人也就不好硬顶了。当然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
前边提到的白朗就是个特殊的例子。她所在的支部没有上报她的材料，而某某某却把她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才有了前边提到的刘白羽找白朗谈话，希望她与罗烽划清界限的事情。
罗烽的历史问题是年曾在哈尔滨被捕而且自首过。而罗烽本人坚决否认自首这件事。
年夏天，哈尔滨发大水。罗烽屋里存放的我们党的宣传材料被水冲到大街上，让别人发现了。罗烽就这样被捕了。罗烽的历史问题在东北没有结论，审干的时候也没有结论。
反右斗争的时候，这又成了一件必须搞清楚的事情。我带着胡海珠同志一起来到北京西部的档案馆查阅过敌伪档案，而且照了几张照片。记得许多档案都是日文的，我们不得不请人翻译。
在审讯敌人的（该人后来被我方关押）记录中，敌人说罗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看了当年审讯罗烽的人的交代材料和出卖罗烽是共产党员的人（罗烽的同学）交代的材料。这两个人在笔供里都说罗烽自首过……
而罗烽本人则坚决不承认他曾经自首过，说在敌人面前他连自己是共产党员都没有承认过。
我们调查回来以后如实向领导同志汇报了。
，罗烽还是以自首行为为重要问题被划成了右派。
另外，萧乾同志被划成右派，主要理由是因为《文艺报》有个《文艺茶座》栏目，发表了许多被人认为是“不好”的东西，问题很严重。当时萧乾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文艺茶座》发“不好”文章的那一个月，恰好是萧乾值班，于是他就承担了“罪名”。
在反右斗争中，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一共开过二十五次。在许许多多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会议上，在对一个人命运进行表决的时候，在高呼打倒一个人的时候，不少人都曾真心地或者违心地，或者稀里糊涂地举起过手。
比如，当作协宣布丁玲同志为右派的时候，丁玲同志自己也举起了手，表示同意对自己的结论。我不能说她当时是真心的，但我也不能肯定说，她当时是坚决反对的。我猜想，她有这样的表示，可能是想得到一个态度好、认错诚恳的结论吧！也没准儿，她真的以为自己就是错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犯了错。
这么多人被划成右派，决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哪一个人能够左右得了的。当时的政治形势，使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在做着一件暂时还不能理解，但将来是会理解的十分正确的事情。然而事实证明，那件事情搞错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阮章竞同志对我说，年，在一次丁玲和陈企霞“猖狂向党进攻”的会议后——也就是对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的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在一起谈论“两个口号”的问题，当时阮章竞也在场，便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林默涵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党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冯雪峰、胡风在鲁迅病重的时候假借鲁迅的名义提出的，鲁迅是受蒙蔽。”说完这些话，他还特别嘱咐阮章竞：“今天我们所谈的，你出去不要乱讲。”
此后，阮章竞又问过刘白羽两个口号的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刘白羽只是含糊地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出去不要瞎讲。”
反右斗争以后，中央的精神是：右派应该下去劳动改造，接近工农兵。
王蒙在去新疆前，邵荃麟请王蒙到家里吃了一顿饭。“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邵荃麟的罪状之一。
在中国作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讨论作协被划成右派的这些人到哪里去。开始有人提议到农村。但有人提出来，毛主席说过，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他们的名字都是登了报纸的，如果放到基层群众中间去，会不会受到歧视？似乎到农场去更好一些。记得周扬同志说：是不是去请示王震同志（当时王震同志是农垦部的部长），到他那里去？郭小川同志当即说：“好！我和张僖同志今天晚上就去！”
当天晚上，我和郭小川来到王震同志的家。我们说明来意，请示是否可以将作家协会这些同志分配到农场去。我记得王震同志很爽快地说：“好！这些人我都要。解放军文工团的人我也要（他指的是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和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的同志）。这些人到那里去锻炼回来之后可能更有成绩！”
当我们谈到人员安排的时候，王震说：“让艾青去北大荒，到林场去当副场长。陈企霞去白各庄。”
白各庄是唐山附近的一个归农垦部领导的农场，靠近海边，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后来农垦部派人接收下来。
谈到罗烽和白朗，王震说：“他们年纪都大了，就不要去农场了，还是让地方安排吧！”后来，经作协和辽宁省联系，罗烽和白朗被安排到阜兴煤矿劳动。
又说到戈扬，王震也说：“戈扬你们也去和地方商量。”后来，郭小川给辽宁的马加打电话，戈扬便被安排到辽宁的农村。
谈到具体问题，王震说：“具体问题你们去找王桂林商量。”王桂林同志当时是农垦部的办公厅主任。
从王震同志那里回来，第二天，我找到王桂林同志。我记得那次安排了艾青去林场担任副场长，陈企霞、唐达成、唐因等十几个同志被安排到白各庄农场。
年，陈企霞要求回来，刘白羽让我同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说说。我给林淡秋打了电话，后来陈企霞就去了杭州大学。我知道，这是周扬同志的意思。这是后话。
那时候，丁玲虽然也被划成右派，但她不在“下放”的名单里，可以留在北京。周扬对丁玲说：“你可以不走，你可以构思你的作品。”
而当时有这样一个情况：丁玲的丈夫陈明也被划成了右派，因为他属于北京电影的制片的人（编剧），已被文化部系统下放到北大荒的农村，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安排住在那里了。在这种情况下，丁玲也提出要求到北大荒去与陈明在一起。于是我为此事又单独去找了王震同志一次。王震同志说：“好吧，就照顾她一下，让他们到汤原农场去，那里离佳木斯不远。”就这样，丁玲来到北大荒的汤原农场，陈明也被调到汤原农场与丁玲在一起。
当时，舒群同志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被开除了党籍。经他自己要求，被下放到本溪钢铁公司一个分厂当了副厂长。
这次，在下放右派的过程中，我看出王震对艾青格外体恤和关照。谈到王震和艾青的关系，这还要说到延安时期。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三十年代就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出名。他做过中学教员，后到法国留学，智利诗人聂鲁达、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在法国还参加过“反帝大同盟”。年，他在重庆和他的前妻韦莹结婚。
艾青从重庆来到延安，在“文抗”（全称中华全国延安文学艺术界抗敌后援会）当作家。当时，在“文抗”的作家还有丁玲、罗烽、白朗、萧军、舒群、杨朔等许多人。
当时的延安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党中央号召军民生产自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旅被调回延安，作为留守兵团。南泥湾地处陕甘宁边区的东北角，陕西靠近甘肃的地方，是一片比较肥沃的没有被开发的土地。旅奉命在那里搞生产，不光种粮食，还种棉花，纺线织布并搞其他经营。
当时，王震希望作家们到南泥湾来写反映生产自救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有照顾的性质，因为相比较而言，南泥湾的物质生活还要富足一些。延安“文抗”的作家来自全国各地，“文抗”的主任是柯仲平同志，他是陕西人。
作家们来到南泥湾，和王震渐渐熟悉起来。王震同志虽然是铁路工人出身，但是他很爱人才。同时，王震也很激烈，《野百合花》出来以后，听说王震气愤得把桌子都给掀了。
在“文抗”许多作家当中，王震最看重艾青、周立波和郭小川。周和郭都曾经给他当过秘书，而艾青和他就是很好的朋友，解放以后，他们也经常来往，聊天。我就是因为他们经常约我同去，才认识王震同志的。那时候，王震家住西单，经常去他家的有艾青、周立波和我。大约是一个月去一次。一般是晚上，谈上个把钟头。
王震对同样很有成就的丁玲，却不是太感兴趣。
在安排右派下放的同时，按照当时中央的指示，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受到批判和处分的那部分人，也要到农村去“向工农兵学习”；还有当时为了精简机构，有些同志也要下放劳动，他们都被安排到了农村的生产队。过了不久，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文联和作协便一起在河北省的怀来和涿鹿办起了农场，把这些分散在各个农村生产队的同志都集中到了自己的农场。
作协系统和全国一样，一部分同志是在年被划成右派的，还有一部分同志是在年被补划成右派的。
年，我陪郭沫若等人去怀来、坝上等地，看望在那里下放的干部，同去的还有萧三和田间等人，我是代表团的支部书记。我们从怀来刚到张家口，地委书记刘玉民就交给我一封电报，叫我马上回北京参加会议。我请示郭沫若同志，他犹豫一下对我说：“你回去，支部书记怎么办””我说请张雷同志当吧。郭沫若同意了，我急忙赶回北京。
回家以后，我急忙给郭小川打电话问是什么事情。郭在电话里说，现在要批判李之琏和黎辛，黎辛今天就到。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以前我也知道李之琏和黎辛与中宣部和作协党组的一些领导有些矛盾，但谈到批判，我是想不到的，况且黎辛已经调到了湖北。黎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太左也不太右，在前一段反右斗争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态，但他基本上是执行上级的各项指示的，为什么要批判他呢？
我在一家旅馆里到黎辛。黎辛问我叫他来北京为什么事情，我只好说，我刚从张家口赶回来，很多情况也不清楚。
就这样，李之琏和黎辛在反右“补课”中被划成右派，并被打成反党集团。因为我不是斗争旋涡中的当事人，有些情况也没有亲历亲见，仅从一个距离很近的旁观的位置来看，除了他们五六年为“丁陈反党集团”甄别等思想政治原因之外，恐怕与有人认为黎辛没有把作协党组当成回事有关。黎辛认为作协党总支应该受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作协党组和作协党总支的关系应该仅仅是指导而不应该是领导。这些态度都让周扬和刘白羽很反感。
八、两上北大荒
丁玲和陈明去北大荒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作协到北京火车站去送他们。丁玲的女儿蒋祖慧，从苏联学习芭蕾舞回来，也到车站送母亲。
转眼到了年的8月初，周扬同志在北戴河开中央全会。那时候，周扬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他说他刚从北戴河回来。他可能是在北戴河休假。
刘白羽告诉我，他在北戴河听周扬同志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作协应派人到北大荒、白各庄去看看丁玲、艾青、陈企霞等右派改造的情况，看能不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说这是中央统战部的统一布置，准备在国庆十周年前夕给一批改造比较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刘白羽希望我能够去一趟北大荒。我表示同意。
临行前，我问刘白羽同志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事情。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实事求是。”
我和秘书长郭小川商量去北大荒的事情。因为丁玲等在北大荒劳动的同志从人事关系上来说已属于农垦部下属农场，我们直接到农场去是不符合组织和人事手续的，会有许多不便。
在我临走的前一天下午，郭小川打通王震同志家电话，是王震的夫人王洁清同志接的。她说王震到张宗汉那里去了，现在在北京饭店。张宗汉那时是农垦部副部长。
经郭小川再次联系，与王震同志通上了电话。王震同志听说我要去北大荒，要我马上到北京饭店张宗汉的房间去见他。
我和郭小川一起来到北京饭店，见到了王震同志。当时张宗汉同志也在房间里。
王震同志说：你明天就去北大荒……艾青在那里表现还可以……你去了解一下也好。
张宗汉同志说：“王部长，你得给他个令箭啊，你给张僖同志写个条子带去方便一些。
王震同志点点头，顺手从桌上的台历上面撕下一张，在背面的空白处写上——
王景坤同志：
兹介绍文抗的副秘书长张僖同志到北大荒去看望艾青、丁玲等人，请予协助。
王震
王震同志不知道当时“文抗”早已改叫文联和作协，他还沿用延安时的称呼。
这张条子是写给密山农垦局局长王景坤同志的，他曾经是旅的一个团长。
我们告辞的时候，王震又嘱咐我说：你还要代表我去看看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被编在密山农垦局文工团的同志们……我还兼着副总参谋长呢！你一定要抽出时间去看看他们……
张宗汉对我说：既然有王胡子的信，有这支令箭，你到哪儿，他们都不会阻拦你！
我拿着王震同志的“令箭”来到佳木斯，找到密山农垦局的王景坤局长。他只有一只胳膊，听说另一只胳膊是在抗日战争中负伤被锯掉的。
看了王震的便条，他很爽快地说：“说让我们农垦局政治部的宣传部长陪你去看看。”
农场为我们配了一辆吉普车，宣传部长陪着我，驱车到密山农垦局所属林场的分场。
艾青同志和他的夫人高瑛，就被下放在那里劳动。
那是一座“干打垒”的围墙围起的小院，院里是十几间“干打垒”的土坯房。这里就是林场分场的场部所在地，艾青和高瑛就住在场部的两间土坯房里，几位场领导也同住在这个场部小院里。
这个林场的职工绝大部分是铁道兵参加抗美援朝之后转业到林场的复员军人。林场的党委成员更是一些资格很老的老革命。
林场的场长、党委书记、副场长，是几位来自江西的老同志。我向他们说了此行的意图和王震同志的意思，也重点谈了能不能给艾青摘帽子的问题。
没有想到，话刚刚说完，他们就说：“艾青这个人嘴太损、太刻薄，群众关系也不好，摘帽子怕是不成……”
我意识到，艾青和他们的关系可能很紧张，于是调转话题，问问艾青的夫人高瑛怎么样。
说到高瑛，几位同志的态度和缓了许多。他们一致认为高瑛表现还不错，劳动态度好，能干，为人也不错……
看来事情还无法有什么结论。我当天就去了艾青家里看望他们。
说起林场的几位领导，艾青对他们的意见比他们对艾青的意见更大。他说：“这些人总爱和高瑛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们其实是想勾搭高瑛。二百多斤的大木头，我怎么扛得动哇！高瑛一天能扛四五十根……所以大家说她劳动态度好……在这里，人家把我们当奴隶啊！”
我知道，艾青这个人性格很直，对许多事情看不惯，看不惯就想说，说话还总是要冷嘲热讽，言来语去，话里总带着“倒刺”，有的人说他的嘴“太刻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听这里的领导说，有时候，他们到艾青家里好意看望他，他也会不咸不淡地敲打上几句。久而久之，矛盾越来越大，关系搞得很僵。
我向林场领导再一次强调说：“我临来之前，王震同志特意嘱咐我看看艾青在这里待不待得下去，右派帽子能不能摘？”
林场领导认为：“艾青这个人不行！我们并不指望他干多少活儿，关键是他改造的态度不好！”
看来，艾青的右派帽子是摘不了了。我临走的时候对艾青说：“这样吧，我回去之后向王震同志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换个地方。”
离开林场，我又到农场，看望了其他一些同志，然后回到密山农垦局文工团，看望了王震同志嘱咐的一定要看望的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的同志。
离开密山农垦局，我来到佳木斯农垦局，这个农垦局属于地方。见到农垦局的李局长，我向他说明情况。李局长说他刚从友谊农场调来，对丁玲的情况不了解。
第二天一早，农垦局派车把我送到属于佳木斯农垦局管辖的汤原农场。汤原农场离佳木斯比较近，只有十五公里。这次陪我去的是黑龙江省文联主席张克同志。当晚我们住在农场招待所，见到了汤原农场的程书记。
程书记向我们介绍说，汤原农场不大，大约有两千多人，丁玲同志就在农场的养鸡场劳动。
当天晚上，我向程书记说明了此行的意图——看看丁玲和陈明生活得怎么样，能不能摘掉右派的帽子。
程书记说，这件事情他们要召开场党委会研究。
还没等我去看望丁玲，她已经知道了北京来人的消息，第二天上午她就和陈明一起来招待所看我。
我说：“丁玲同志，王震同志和周扬同志让我来看看你们……”
丁玲说：“谢谢你来看我，我和陈明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
听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猜出了我这次来的意图。我说：“王震和周扬同志对你还是挺关心的。”
丁玲苦笑一下：“王震关心我还有一说，周扬不见得是关心吧！”
我说：“你在这里怎么样？”
我刚一说完，丁玲就把裤角挽了起来。我看见她的小腿肿得很厉害。
丁玲告诉我，她每天八个小时，就是站在那里剁菜，准备鸡饲料，不但腿肿了，手也抬不起来了。
丁玲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我心里想，农场党委讨论丁玲摘帽的问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论……
我又问陈明干什么活儿。
陈明说：“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用镐和铁锨刨地，我就是整天修理地球呗！……”
按照当时中央关于给右派摘帽子的规定，必须要看当地党委的意见，看他们在当地的表现，然后才能做出决定。因此，为了丁玲和陈明能否摘去右派帽子的事情，农场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我不是人家党委的成员，不能参加会议。
党委会开完之后，程书记告诉我，给丁玲摘帽子有一定难度。他说他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丁玲所在畜牧场的支部书记认为她表现不好。比如丁玲原来犯的就是“反党小集团”的错误，可现在她还在小恩小惠地拉拢年轻人，她身边总有一帮人围着她转，她又在“腐蚀”我们的年轻人。
，程书记告诉我，党委会 决定，还是不能摘掉丁玲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说：“既然不能摘帽子，那能不能改变一下她和陈明的工作？她年龄那么大，身体又不好，能不能安排她搞点儿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程书记说可以考虑。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农场的养鸡场看丁玲。一进养鸡场就看见丁玲同志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衫，腰里系着一个蓝布围裙，正在那里剁菜。此情此景，与丁玲前一天和我讲的一模一样。
我告诉丁玲：“关于摘帽子的问题，场方领导的意见还不一致，目前摘帽子的事情还有难度。但他们同意改变你们的工作。”
丁玲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我还是很感谢你来看我们……”
我离开汤原农场以后，农场安排丁玲到夜校当了教员，安排陈明到生产队当了会计。
回北京的第二天，我约上郭小川同志一同到王震同志家里，向他汇报了这次去北大荒的情况。
说到丁玲，王震说：“丁玲应该当文化教员……”
我又说到艾青的情况，王震说：“艾青我当然了解啦，他就是嘴不饶人！”
我说：“那怎么办呢？”
王震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马上去北京饭店二楼。张宗汉现在在那儿，你去找他！”
张宗汉当时不但是农垦部副部长，还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司令员。按照王震同志的指示，我找到了他。
他说：“胡子（指王震同志）怎么讲吧？”
我说：“王震同志让你把他调过去，照顾他一下！”
张宗汉说：“行！让他到农8师去！到石河子去！”
没过多久，根据农垦部的命令，艾青与高瑛一同被调到了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8师。从那以后，没有再让他们参加体力劳动，人也一直住在农8师的师部招待所里。
回到作协后，我将去北大荒的情况又向刘白羽作了汇报。
我第二次去北大荒看丁玲，大约是年6月。那是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前夕。
文代会由周扬同志总负责，阳翰笙是大会筹备处的秘书长，我（作协副秘书长）、华君武（美协党组书记）、孙福田（剧协党组书记）三个人，任筹备处的副秘书长。因为我分管大会秘书处，具体工作多一些，比如大会会务的筹备、报告的准备，都要负责，所以阳翰笙的主要工作都抓我来做。
有一天，周扬同志从北戴河给他的秘书陆菲打来电话，让她转告我去他家里接电话（他家里有专线保密电话，就是大家平时说的“红机子”）。
周扬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并让我转告阳翰笙同志说：“这次大会（三次文代会）党中央非常重视。小平同志讲了，我们大家都出席！政治局所有同志都出席！全体都出席！”
到了筹备处，我将周扬的话告诉了阳翰笙同志，他也非常高兴。
周扬同志刚一回到北京就给我们布置任务，说：“毛主席有个意见，这次开文代会有些右派代表人物也要参加。毛主席说：‘右派还要请他们回来参加，请几个代表人物……’”
周扬同志接着说：“你们列一个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名单要放宽，各方面的人都要有，要广泛团结，左中右的人都要有……”
在这次布置任务的会议上，周扬讲到毛主席点到了要有丁玲等一些人参加的指示。因此，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上当然就有了丁玲等同志。
名单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看了名单说：“花鸟鱼虫也要加上去啊！”说着，他就点名加上了南京的一位 花鸟画家的名家。记得被加上名字的还有黄药眠、吴作人、钟敬文等，大约添了有十几个人。
有一天，周扬同志对我说：“你去北大荒看看丁玲，通知她参加会议，让她做好准备。不用说是毛主席点的名，就说是中央决定。”
我再次来到北大荒。这次没有去农垦局，而是直接去了汤原农场。农场党委的程书记到车站来接我。我向他说明来意，告诉他：“今年七八月份要召开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要丁玲同志参加，这是中央的意见。现在和农场党委预先打个招呼，将来会发正式的会议通知，由农垦部转到你们这里。”
我这次见到丁玲同志时，她对此事还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我告诉她：“周扬同志让我来通知你一声，今年七八月要召开第三次文代会，请你参加。你要做些准备，你在会上有个发言。另外，你在这里的工作要安排一下，这件事我已经和程书记讲了……”
丁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说：“这也不光是周扬个人的意见，是党中央的意见！”
丁玲显得很激动，她说：“党还没有忘掉我！”
年7月22日，第三次文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开幕式那天，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参加了。
会上，周总理作了报告，陈毅和李富春同志也作了国内外形势和有关文学艺术工作的报告。郭沫若致开幕词，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祠，周扬等文化界的领导同志也作了报告。当时报告的内容突出而鲜明——一致反对修正主义。
丁玲同志是以黑龙江省代表的名义参加的第三次文代会。
在第三次文代会实到代表统计表上，在专项统计栏目里，除了男、女、党员、团员、少数民族、民主党派之外，还有一栏是参加大会右派的人数，在后面的备注里，还要标明这些人到会没到。
现把我手头保留的这张表格上有关右派的部分抄录如下：
广东省（应到）右派3人。上海右派1人，未出席。辽宁省右派1人。北京右派4人。宁夏右派1人，未出席。吉林省右派1人。河北省右派1人，未出席。陕西省右派1人。浙江省右派5人，2人未出席。黑龙江省右派4人，3人未出席。新疆右派1人，未出席。中直代表团（作协）1名右派。中直代表团（美术）1名右派。
出席第三次文代会的实到右派代表一共有16个人。
没有提到的省份，是这些省没有右派参加这次文代会的名额。
第三次文代会应到代表人，实到代表人。其中右派代表16人。
大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有些是口头的，有些是书面的，秘书处将这些发言全部打印出来，发给与会代表。
丁玲同志作的就是书面发言。她的发言除了对形势的认识、个人的体会之外，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我记得当时上上下下对她的发言反映都不错。
会议开了整整一个月，大会套小会，还有各协会的代表大会。文代会开完以后，紧接着是召开第三届全委会，接下来是选举副主席的会，再接下来又开副主席的会， 是召开联欢大会。
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除了会议时间长，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很多，一共有五千多人。我记得闭幕式前夕，我忙得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
值得一说的还有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宴会。政治局委员们除了毛主席之外，都参加了闭幕式和宴会。当时，前二十桌来宾的名单都要由周总理亲自过目，丁玲也在其中。
文代会开完以后，周扬同志找到我说：“丁玲回来了，我得见她一面，谈一谈，希望你安排一下。”
我说：“那好啊！在哪儿谈？到你家？”
周扬摇摇头。
我说：“去中宣部你的办公室？”
周扬说：“太严肃了！有点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当时想，如果让周扬去丁玲住的宾馆，是不是也不合适？于是我说：“要不要到我的办公室来谈？”
周扬说：“好！就到你的办公室谈。”
于是，我约好丁玲同志在当时的文联大楼（王府井大街56号，现为商务印务馆）与周扬同志见面。
那一天，我派车将丁玲从宾馆接到文联大楼房间，我的办公室。
我把他们二人安排坐下以后就出来了。
周扬和丁玲同志在那里单独谈了两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的表情都比较愉快。
丁玲同志走了之后，周扬对我说：“我们二人谈得还可以……”他没有提到具体的谈话内容，我也不便多问。
年，国内政治形势相对宽松了一些，各行各业都有一批右派被摘掉帽子。
大约是这年9月，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由张子意同志主持。作家协会派严文井同志参加了这个会（那天，刘白羽、周扬和林默涵到颐和园去参加齐燕铭夫妇举行的一个宴会）。这次部务会议讨论了给丁玲摘帽子的问题。严文井回来后向我转达了会议情况。
会上，许立群、王宗一、赵进等同志一致提出，要将丁玲的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决定让作协将原来的“不能摘掉帽子的报告”改成“摘帽子的报告”。张子意希望严文井表示态度。严文井没有明确地表示态度，说他回去后要和刘白羽同志商量，然后才能确定，因为当时在北京的作协党组成员只有他们两个。
当天晚上，严文井告诉了刘白羽会上的情况。刘白羽说：“如果你当时同意，就签字好了，何必再等回来商量！”
记得是9月21日，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同志又参加了一个会议，说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开会回来以后，严文井来找我，说要一起修改那个不能给丁玲摘帽子的报告，要加上“丁玲基本上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和“丁玲在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书面发言是有悔改表现的，表示她已经伏罪……”
我们抓紧时间，9月28日修改完报告，然后赶紧报送中央。可是后来这个报告没有被中央批准，据说是有位领导同志不同意，至于是哪位同志，我们也不得而知。这次，丁玲的右派帽子还是没有摘成。
年11月底，郭小川被调到人民日报社，我被任命为作协秘书长。那个时候，刘白羽去养病。
有一天，邵荃麟找我，希望我再去一次北大荒。
我说：我去干什么呢？帽子也不能给丁玲摘。
后来，严文井布置王翔云和高铮两个同志去了。严文井对他们说：你们去看看就可以了，就不要提摘帽子的事情了。
高铮的哥哥是农垦部的副部长，兼黑龙江省农垦局的局长，他去有一定的方便。我只是临行前向他们介绍了一下前两次去的情况。
年2月，严文井对我说，周扬要中国作协党组在北京郊区给丁龄找个地方，将丁玲安排在北京郊区。严文井说，周扬还对夏衍同志提出，要夏衍解决陈明的工作问题。我后来给夏衍的秘书打电话，夏衍的秘书说，夏衍还没有与北影谈陈明的工作安排问题。
我和北京市委联系安排丁玲到北京郊区的事情，但他们都不肯接收。事情一直拖到6月，北戴河会议召开，于是没有人再敢提安排丁玲工作的问题。
谈起丁玲，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起。丁玲这个人对金钱看得很轻。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奖金之后，她把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协。作协就把她的钱和周立波捐献的一部分奖金合在一起，盖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幼儿园，所有基本建设费用都是这些钱。除了盖房子，还买了设备（桌、椅、板凳、床，包括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只有日常费用从作协经费里面出。
那时候，作协的人很多，需要进幼儿园的孩子也特别多，除了讲习所的孩子之外，还有《人民文学》《诗刊》《新观察》《文艺报》《世界文学》《民族文学》《收获》等七家刊物工作人员的孩子。
那会儿的文学讲习所每期学员至少都有七八十人。他们都带着户口、粮油以及工资关系来到北京，工资都由作家协会发放。有的人不但自己来，还带着家属和孩子。
那时候，中国作协下属单位共有六七百号人。许多人家里都有上幼儿园的孩子。
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了很大的贡献。
就是这个幼儿园，最多的时候，要收一百多个孩子。
九、两个批示前后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央提倡劳逸结合。相对前后时期而言，这一段时间，文艺界以及中国作协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后来遭到强烈批判的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京剧《谢瑶环》（田汉编剧）、京剧《海瑞罢官》（吴晗编剧）以及系列杂文《三家村札记》（吴晗、邓拓、廖沫沙著）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陆续上演和发表的。
令人费解的是，年的6月，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康生，也在中南海紫光阁发表讲话，居然与推陈出新大唱反调，吹捧《十八扯》《宝蟾送酒》《胭脂虎》等有大量封建与色情糟粕的坏戏，强令京剧《花田错》要按照没改动以前的剧本演出。他居然说：“谁要让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
在这样的空气下，经阳翰笙同志倡议，在文联大楼（现中华书局）组织了一个文艺俱乐部。阿英当主任，我当副主任，目的是营造一个茶座性质的、代艺术家和作家休息聊天的环境。这实际上是反右斗争之前，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作协组织活动的延续。
俱乐部做的事情非常具体。当时的食品供应非常紧张，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食品，我们找到北京服务局局长李慧生（他原来在东北局当过交际处处长）。他说：这样吧！我让森隆饭店到你们那里（文艺俱乐部）去卖小吃，卖点凉菜、酱牛肉、锟钝、包子什么的。于是，我们就派出版社办公室主任邹起同志负责这件事。
这样，在外面供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带着家属，不用票证，但要自己花钱买些食品在这里吃，每个星期一次。同时，我们每个月从文联在怀柔的农场拉回一些肉，给每个理事以上的同志发半斤。
那段时期，我们还利用文联、剧协组联部的机构，组织各种演出，包括地方戏的演出。来参加的同志可在一楼茶座聊天，也可在二楼看演出。像曹禺、老舍等人都是这里常客。
这个文艺俱乐部的活动一直延续了近三年。
年8月2日到16日，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个会是一个很显眼的会，也是后来中国作协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那次会上，赵树理、柳青等同志的发言，都谈到了写“真实”、写“中间人物”等问题。
茅盾、邵荃麟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邵荃麟讲话的主要内容是：鉴于当前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上简单化的倾向，因此要注意描写“中间人物”。
那会儿，周扬可能已经预感到一种山雨欲来的形势，因此他的发言只善意地提醒作家们要注意一些问题，告诉大家要投鼠忌器。
与此同时，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年元旦，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口号。
这是一次元旦团拜会，请了许多人参加。
就在这个会上，柯庆施根据张春桥整理的材料，不点名地历数了陈白尘历史上的问题，找出了陈白尘在苏州反省院写的所谓歌颂国民党、影射共产党的剧本。然后说，《人民文学》这样重要的刊物，居然用这样的人来当主编！
那时，陈白尘同志正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阳翰笙同志适值在上海办事，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而当时作为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也在上海，却没有被邀请参加。
阳翰笙回到北京以后对我说：咱们得注意点啦！柯庆施在会上“点”了陈白尘的名，看来，陈白尘不能再在《人民文学》待下去了。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开会决定，由李季同志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让陈白尘去当专业作家，“专门”写他没有完成的历史剧《大风歌》……
与上海舆论不同的是，在2月8日的春节联欢会上，周总理又着重谈了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问题。
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座谈会。周扬、林默涵、邵荃麟都发了言，指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主张。
诸如此类，北京和上海的不同声音在这一年里此起彼伏。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和事态发展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把这种争论仅仅看成是一种学术争鸣。
终于，在年底的12月12日，毛主席的 个批示下来了。
毛主席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做了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年1月底，春节即将来临。中国剧协的秘书长李超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准备举办春节文联各协会的联欢会，希望作协也能参加。
以往的春节联欢会，作协都是参加的。可这时候我已经格外小心，因为有了这一年的形势变化。关键是刚刚看到毛主席的 个批示，我真怕在这个会上又出什么问题，因此想作协不要参加，以免授人以柄。于是我跟李超说：我们这次就先不参加了。
文联的副秘书长阿英（钱杏邨）又来电话，说起举办联欢会的事情。我说，我们要谨慎一点为好，我们现在正在批“写中间人物”的问题，我们不参加，免得连累你们，再说，我们作协也没有什么节目……
2月3日，由剧协发起，文联各协会艺术家们参加的春节联欢会在政协礼堂如期举办，作协没有参加。
联欢会后，作协的关慕琴同志告诉我，那天，李超反串跳独舞“小天鹅”，还有人演了一些中外戏剧的片断。
当时的直觉告诉我，这不坏了！
果然，这个联欢会还真出了娄子。参加联欢会的四名部队作家给陆定一写了封信，大致意思是说，这个联欢会与毛主席的 个批示相抵触，“言不及义”、“污七八糟”，李超等人还扮成女人出洋相等等。
听说陆定一接到这封信后也不敢压住，于是呈报给了毛主席。
年3月，文联和作协开始整风。邵荃麟、赵树理等许多同志开始做检查，检讨他们以前的文艺思想和各次讲话中的错误。
6月底，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的批示，也就是后来常说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从此以后，许多作家以前发表的文章都被拿到报刊上去批判。像郭小川的《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
第二个批示公布以后。文化部长茅盾被调到政协当副主席，部长由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兼任。刘白羽兼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陈荒煤下去了，由吴雪当电影局局长，后来吴雪又当了文化部副部长。
十、“四清”和十年动乱
两个批示下来后，中国作协进行了长时间的整风。在此期间，中央已经开始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或者简称“社教”运动。
年的秋天，社会上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
而在中国作家协会，主要是批邵荃麟和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批判告一段落之后，邵荃麟调离了中国作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外文研究所所长去了。我觉得，批“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调走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主席第二个批示直接涉及各个协会，中国作协更是首当其冲。而我作为作协的秘书长也要承担责任。我心里很明白，这次整风在思想上是批判邵荃麟，在行政管理方面是要批我。
党组书记刘白羽决定调许翰如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这实际上等于是对我的组织处理。
中宣部干部处处长赵进同志向张际春报告，安排我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二办）工作。张陈春同意。刘白羽说，你先去参加“四清”，再去二办。
当时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主要指导思想也是要改进并克服毛主席在第二个批示中讲的“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之类的作风和毛病。
我大约在10月底11月初来到山东。“蹲点”的地方是孔夫子的家乡，离曲阜十五里地的大关庄。中国作协有许多人都来到曲阜的房山区，比如严文井、陈白尘、侯金镜等许多同志，机关的人几乎来了一半，文联各个协会的许多同志，比如华君武等也来到这里。
其他的同志都有个职务，像严文井同志是个工作组的组长，而我就是个普通工作队队员，我的组长是个普通的美术编辑。我与严文井不在一个村，我所在村子的工作队长，是山东济宁地区来的一个姓谢的同志。
工作队当时在农村的权力是很大的，几乎领导一切。那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当权派，村里的当权派就是生产队长、生产大队长。
农村的运动和城里机关的运动不一样，白天要照常下地干活，工作队的队员也要下地和社会一起干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就开批判会，组织社员揭发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等问题。“挖”他们的“浮财”（就是粮食），让他们把多吃多占的东西（还是粮食）退赔出来，然后再分给社员。
我和工作队长老谢很谈得来。这个老谢是农村的公社书记，对农村的事情很熟悉，也很有经验。我们一致认为，无论怎么批，生产粮食吃饱饭还是 位的，因此我们要求白天的农业生产仍旧是队长和大队长来抓。而且退出来的粮食也不能分光，因为如果分光，明年一开春，春荒的时候就会饿肚子，就会有人出去要饭，弄不好还会饿死人！于是我们就拿出三分之一的“赔粮”分了下去，留下三分之二以备明年春天救急。说实在的，退出的粮食和分掉的粮食数量也都少得可怜，但这毕竟是个应急的措施啊！
而其他几个村就把粮食都分给了社员。
果然，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社员开始吃草根和树皮，有几个干部还 。
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认为这种“留一手”的做法是对的。山东菏泽地委书记是房山区的工作团团长，有一天告诉我说：谭书记让你进分团党委。
谭启龙同志以前和我认识，这次听到华君武同志提起张僖也在曲阜，就说：你们那里分团党委怎么没有中国作协的张某人啊？
这样，第二年春节过后，我就进了分团党委当党委委员。于是，中国作家协会在山东搞“四清”的同志都由我来联系。
我年11月到曲阜，第二年春节回了一趟家，一直干到第二年的6月。
回到北京，我准备到国务院二办去报到。刘白羽同志找到我说：作协第二批干部要去摘“社教”了，可是中央有个指示，说第二批去的同志当中必须有一个 批去过的同志带队，你还是再去一趟吧。１９９８年，刘白羽同志在和我核实另一件事情的时候对我解释说：当时我们让你第二次去搞“四清”，主要是对某某某同志不放心，他这个人太右。我也将信将疑，不置可否。
后来，二办主任张际春也对我说：中央既然有这个规定，那你就去吧！
于是，我又参加了第二批“四清”工作队，从年9月，一直干到“文革”开始。
我参加的第二次“四清”是在北京的郊区县，从七八月就与北京市委，主要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和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联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这次“社教”的地点，是在北京市顺义县的牛栏山、木林、张各庄、龙安屯四个公社。除了作协机关的干部和北京市的干部，还有科技大学的学生。我这次的职务是分团党委副书记。作协 批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人基本都回到了机关，留在机关的另一半又下去了。这次下去的还有其他各协会的同志，阳翰笙、田汉、阿英、孙振，都是这次同我们一起到农村的。
年春夏之间，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了。我们这些搞“四清”的干部当时还能看省军级的文件。过了没几天，北京市属的负责干部都被“叫”回了城里，“四清”运动只得草草收场。
《5.16通知》发布以后，中宣部被定为“阎王殿”，北京市委被定成“独立王国”。中国文联各协会和中国作协，都被划归文化部领导，我们中国作协的干部也都回到北京城里参加运动。
走进中国作协大楼，我迎面看见一条大标语：不能让张僖溜走！
我心里明白，因为我当时已经准备到国务院文教办去了，现在是有人要“揪”住我。不让溜走，是不让溜到文教办去！
就在这时，我们接到文化部通知，要我们都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到了社会主义学院，发现里面集中了许多熟悉的文艺界领导干部。我记得有夏衍、陈荒煤、阳翰笙、张光年、吴雪、邵荃麟、周巍峙、王昆等许多人，还有戏剧界、电影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刚一报到，就通知我们在大厅里听报告。
主持这里工作的，是新上任的文化部副部长，原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他告诉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学习，并揭发文艺黑线……
7月底的一天，一辆大卡车突然闯进社会主义学院，把电影演员陈强和张平两个同志推上大卡车拉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学院中的造反派把他们抓走了。
眼看这里的学习实在是进行不下去了，两天以后，主持工作的颜金生在礼堂里宣布：学习班解散！大学都回原单位！
在我们学习的这段时间，文化部部长萧望东派工作组进驻了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没几天，工作组走了，作协就出现了两个造反派组织——革联和造反团。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反右斗争，都用反右斗争的模式和经验来判断这场运动的发展和走向。不料，毛主席却采取了和反右斗争完全不同的策略。我们这些人都陷入了迷惑不解的境地。
年8月18日以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就发展起来了。
我们作协的这些“领导人物”被关进了“牛棚”，也就是文联大楼的地下室。每个屋里关六七个人，我记得同屋的是严文井、郭小川、韩北屏、侯金镜，还有一个公务员老赵，造反派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其实他只是国民党时期在北戴河当过邮差。
屋里没有床，只用两块夹纸板拼在水泥地上，然后从家里拿来被褥……
当时中国作协编辑部副主任以上的干部几乎都被关起来了，大约有五十人左右。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像谢冰心、邵荃麟、陈白尘等等，是从“外面”给揪回来的。
我们在这里一直被关了两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写交代材料、“出席”批斗会、看大字报、修房子、砸煤块、搬家具等等。管理和看押我们的是作协机关的造反派，那里面有司机、办事员、编辑……在这段时间里，“罪行”轻的晚上可以回家睡觉，第二天清晨来报到；“罪行”重的晚上也不能回家。
有一次，在作协的批斗会上，造反派竟把外宾请了来。比如，把亚非作协的作家、日本的西园寺公一等人请来，我记得还有一个黑人作家（他常驻北京对外友协）——让他们看着我们被批斗，并且指着我们告诉这些外国作家：看！你们过去的朋友！他们都是黑帮！
在批斗我们的时候，经常给我们戴上高高的尖尖的纸帽子，帽子上写着每个人的罪名。我记得我的帽子上写的是“周扬文艺黑线的黑管家”。
年至年上半年，造反派对我还比较客气。我还是一个“黑帮”小组的小组长，有时候批判会不让我参加，有些事情还让我上传下达。
可是有一次，同屋的一位老兄心灰意冷地说：唉！这下全完了。
我就说：他们长不了，这些人算什么呀！
不想这位老兄把这些话告诉了造反派。第二天早晨，造反派就把我提出去审问。我说我没说。他们说：某某某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诬蔑我们造反团！我还是坚持说没说过这样的话，结果就挨了揍，拳打脚踢。
当天下午，全作协召开批判大会，以前是主要领导挨斗，我们这些人陪绑；这次是我挨斗，主要领导人陪绑，对我又打又踢。一个造反派一拳打在我的肚子上，一拳打在我的腰上，我几乎要晕死过去。从这以后，斗我就斗得更厉害了。
年11月，江青有个讲话说：“演剧队是反革命别动队。”于是，演剧队的那段经历就成了造反派审讯我的主要问题。
有一次，五六十个“黑帮”在一个大房间里互相揭发。
当时，某某某就说：“演剧队就是反革命别动队！”
我说：“你不能那样说，这是周总理领导的。”
他说：“你不能这样说，我们都是受蒙蔽了。”
这以后，造反派又打我。我说：“你们不用打我，你们去问李富春、陈云同志，他们都在。你们去问问，我们是不是直接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做地下统战工作的！”
后来，他们去找了李富春同志。李富春同志说：“是！是我们直接领导的，不是反革命别动队！”
在那段时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造反派也经常提审我。因为在北京人艺有许多在演剧队工作过的同志，比如田冲、胡宗温等人。
幸亏李富春同志那会儿还当权！调查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了。
但造反派不肯认输，他们说：你们演剧二队不是，但其他的队是，旗手（指江青）讲的没有错！
我那个“黑帮”小组长也被撤掉了。陈模（《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当了小组长。当时“黑帮”的队伍已经快有六十个人了。
年底造反派分裂了，大周明、严纲、甘堂会、杨子敏是一派；胡德培是另一派。
大周明的这些人是造反派中的“保皇派”，他们贴大字报让我站出来。我说，我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我现在这个情况不便站出来，我只能给你们增加麻烦，你们不要再找我了。
陈白尘开玩笑说：你要当黎元洪了，要爬到桌子底下去了。
年的春天，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中国作协。
军宣队是驻扎在张家口的65军的军人，工宣队是北京制药厂的工人。
造反派之间没法再斗了，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成立革委会要结合领导干部，当时叫“三结合”。李季同志就被结合了，是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位副营级干部，据说是个上尉参谋。说来挺有意思，这位上尉参谋也叫张喜，只不过我名字中这个“僖”字比他多一个单立人儿，但读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每当开会宣布领导名单的时候，许多人就都看着我笑，我想他们可能笑的是这件事。另一位副主任是制药厂的车间主任。
造反派也不怎么斗了，干部也不再被关了。年，林彪以中央名义发布的《一号命令》下来了，主要精神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于是我们这些人又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
干校的主要耕地是65军围湖造田搞成的一片水田。一个副师长担任干校的军宣队队长，我们私下里都叫他张胖子。
我们是年9月26日到咸宁干校的。第二天，两三千人被集中到打谷场，场面非常壮观。
张胖子说：不要有什么幻想！把你们放在这儿，不但对得起你们，也对得起你们的子孙后代……
大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不但自己一辈子要在这里扎下去了，就连自己的子女也得永远在这里生活！
我旁边的一个同志难过地说：我们就这样完啦！
我心里并没有完全这么想，就对旁边的人说：哎！咱们走着看吧……
咸宁干校是围湖造成的田，这里使牛耕地，和原来我的江西老家不一样。在这里我学会了打“缺”。“缺”，就是为了进水和放水的“土闸门”，我们扛着铁锹到处走，把“缺”搞好。那样的田四面都是水，我们劳动的场所就在这被水围起的田地上。大家白天在这里干活，晚上再回到村里的旱地去休息。我被分配当保管，管种子和农具，所以我白天晚上都要住在“湖里”的工具棚。
刚来干校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住在老乡家，主要在钟家湾、韩家湾一带。后来干样自己又在山上盖了房子，大家才从老乡家里搬出来。
年，我和作协的三个人，还有中华书局的、商务印书馆的，一共十几个人，到附近的红星大队去“插队”，和老乡一起住，一起劳动，这样又干了半年。
年底的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人说赵树理同志在山西病死了。我吃了一惊，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好端端的一个人，几年不见怎么就病死了呢。我不敢往别处想。
一直到年底，我到山西负责调查赵树理同志的冤案，才知道年，“四人帮”在山西发动了全省规模的批判赵树理的运动。他被拉到太原和晋东南几个县游斗，他的肋骨被人用脚踢断，他从三张桌子摞成的高台上跌下来，摔成重伤，可是不许看病，他的伤口化了脓。 一次批斗，他已经无法站立，只好将桌子的抽屉拉出来，趴在上面。时隔五天，一代 作家赵树理，死在监禁之中。
为了给他平反，我去了山西太原。 ，争论一直到中央。胡耀邦、汪东兴等领导都做了指示，赵树理的冤案才得到昭雪。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年，农村读物出版社要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应赵树理家属的邀请，我为他的书写了一篇其实是悼念文章的序言……
记得年，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河北涿鹿的农村，住在老乡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端着一个大海碗蹲在门口和老乡闲聊，几个孩子起着哄让他唱戏。没有想到赵树理居然放下碗，连唱带做地来了一段很像样的上党梆子。听赵树理说，他年幼的时候随父亲经常参加乡里“八音会”的活动，学会了吹拉弹唱的全套本事。
赵树理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妻子姓关，是个地地道道的裹过小脚的农村女人。我和赵树理一起住在22号院的时候，他的妻子住在石碑胡同。
年，赵树理把石碑胡同的房子交给了作协，全家搬到和平里，后来又搬到大佛寺，我们就走得更近了。
赵树理经常说：“到我家去，让老关给你做扯面、拨鱼儿吃。”
不了解赵树理的人以为像他这样的大作家，家里的钱一定不少。可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抄他的家，除了一个一百元的存折，居然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
他的钱为生产队抗旱买了柴油机、水泵；为家乡买了化肥、树苗；为农民买了牲畜，为幼儿园买了缝纫机……
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下放，自己办农场。我和赵树理一起到涿鹿县求援，县里在一个叫三堡村的地方给我们划拨出三百亩地，杨子敏当场长，赵树理就是农场的顾问。赵树理还是当年那个习惯——蹲在凳子上和老农说话，谈起水土保持，谈起庄稼的茬口，他都非常内行。他和三堡村的支部书记很谈得来，谈的是如何搞水利灌溉，如何整修农田。
赵树理不但是中国作协的人，他还是北京市文联的副主席，他主编着一个叫《曲艺》的刊物。
在我的印象中，赵树理对农民的生活非常关心。经常主动给谭震林等主管农业的上级领导写信，反映农村的情况。赵树理还参加过 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赵树理的死让我感到震惊和难过。
…………
年，我又回到连里，跟着大家一起下地。古立高看着我说：啊！张僖居然还算是壮劳力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当时李季同志是副连长。连长是军代表。
我和李季同志认识秀早。年，我来北京参加筹备中国作协工作的时候，李季是驻会作家。
这次到干校，他的家属也来了。因为李季的爱人李小薇那时候已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因而此时也面临着到咸宁干校的问题。李季的孩子还小，所以只好全家都搬到咸宁干校。当时，我爱人也要到咸宁干校来。我说，我现在是“黑帮”，你要是和孩子来了，你们就是“黑帮”家属。后来，我爱人就去了她们单位的干校。
李季个子不高，和我差不多，大约也是一米六二的样子。但他表面显得有些粗，像个农民。他留给我的一个很深的印象——一个肩膀总是斜的。李季的性格很爽朗，也很厚道。他有个绰号叫李鬼，严文井经常叫，不知道缘由的人以为李季一定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其实，那是在一次与日本作家井上靖见面的时候，井上靖看了李季名片上的名字，错把他叫成李鬼了。
年10月，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他要求到甘肃的玉门油田深入生活。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意了。李季来到油田，开始写石油战线的作品。他不但自己去了，全家人也都跟着去了，他在玉门油田还担任了油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从年到年，李季这一下子就在油田待了八年多。
年9月，石油部在北京友谊宾馆召集全国各油田负责人开会，准备在大庆油田搞石油会战。李季向作家协会提出来，我们要组织作家去油田。
9月中旬，李季、刘白羽和我一起去找油田的宣传部长杨拯民同志（他是杨虎城烈士的儿子）商量。结果把事情就搞得更红火了。本来只想组织一部分作家去油田，后来组成了一个慰问团。除作家之外，还有演员、画家、音乐家。音协主席吕骥任团长，李季任秘书长。记得去的人还有周立波、李若冰、王晓棠夫妇、胡松华等等。于是，这次活动就不光是作家深入生活了，还有慰问的性质。
慰问团出发以前，余秋里、康世恩都来到作协机关给大家送行。
这次慰问活动长达一个月，搞得非常成功。作家李若冰就留下来，专门写油田题材的作品。后来，作家和艺术家写出并表演了大量歌颂石油战线的作品。
李季的热情，李季的组织能力，李季会出点子，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来非拉作协活动中，李季也是一位得力的组织者。
直到年，全国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李季回到作协，担任作协创委会的副主任（正主任由刘白羽同志兼）。他的爱人李小薇也调到作协人事部门工作。后来李季又从创委会调到外委会工作，在这个期间，我们接触比较多，关系也很融洽。
年，文艺整风开始了。康生在全国现代戏会演中，点名批评了一些作品。像《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李慧娘》《谢瑶环》……接下来，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出来了。陈白尘在上海被柯庆施不点名批评之后，李季又到《人民文学》担任副主编，接替了陈白尘的工作。当时的主编还是张天翼。
在干校期间，我和李季朝夕相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后来，65军撤走了。干校由湖北省军区接管了。
咸宁军分区副政委接替了干校的张胖子。
一位姓魏的县武装部副部长接了连里军代表的工作。
郭小川同志也是咸宁干校的学员，但他非常活跃，不甘寂寞。因为他认识许多电影厂的同志，又因为他原来是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他在湖北有许多熟人。他一会儿跑到甘肃去搞个纪录片，一会儿跑到武汉去写个解说词。这些纪录片上经常是这样署名：编辑郭小川。
在年湖北省军区接管干校以后，他根本就不下地了。
这些字幕和情况都被江青看到了听到了，她就大发雷霆：这个郭小川怎么还能到处乱跑！马上给干校下命令，让干校要看紧郭小川……湖北省军区怎么敢不听江青的话。于是郭小川又被人从甘肃“弄”了回来，还派人看着他。这样，郭小川就不能再自由出入干校了，甚至比其他人受的限制还要严得多。
郭小川很有才气，不但具有作家和诗人的气质，同时非常具有开拓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
我后来经常想，郭小川如果不到作协来，就他的能力和社会关系而言，他很可能是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但那样他在文学方面可能就成不了诗人了，而可能是一个杂文作家。作家协会的环境让他比较迷恋写作，到作协来工作对他成为一个诗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全国解放之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新诗人中很 的一个。当时人们经常的起这一代诗人的代表人物，脱口就会说出郭、贺、李、闻（即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
写作可能是他先天的气质使然，也可能是因为写诗社他的气质发生了后来的变化。
郭小川对人非常热心，有非常强的亲和力，属于作家们常说的“性情中人”。他乐于助人，他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尤其是他个人的东西，更是无所谓，谁需要，谁拿走就是了，毫不吝惜。
他对人很实在，不论下到基层检查工作或是体验生活，他都很刻苦，很深入。他在林县的红旗渠体验生活，一待就是几个月。他身体好，干活也不怕吃苦受累。因此，无论是思想上偏左的还是偏右的人，都没有说郭小川不好的。
郭小川的社会关系很多，他年在中南局工作。当时李先念同志是中南局的书记，熊复同志是宣传部长，郭小川是宣传处长。他和纪登奎（地委书记）、华国锋（地委书记）、赵紫阳（当时是陶铸同志的秘书），都比较熟，关系也不错。
不光是与领导熟，郭小川和许多作家的感情也挺好。比如与老作家陈残云以及比较年轻的李凖同志、华山同志，都经常互相帮助，交往也比较密切。
中南局撤消之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电影处。电影处处长是江青，他当副处长。这给他后来屡受迫害埋下了倒霉的种子。
郭小川为人正派，他不会故意要去整什么人，但他这个人思想有些“自由”，而且经常偏右。年至年国际上（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他居然也敢表示赞成。
在我的印象中，他和他的爱人在生活上关系很密切，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他爱人的思想和他不一样，于是两个人在政治思想方面就经常发生争执，以至于“文革”风暴袭来的时候，他的爱人就要坚决与他“划清界限”。
…………
年底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干校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在连里，李季当支部书记，我当组织委员，严文井当宣传委员。李季那时候当连长。我们这个连这时候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人，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同志。
在湖北咸宁干校里，除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同志以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他们基本在15连。还有中华书局的同志，基本都在16连。电影界的一些单位也在咸宁干校，比如电影洗印厂、新影厂、科影厂等等都在干校的五大队。
我们几个比较知心的同志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谈到一些“机密”的话题，从我们的命运、将来的出路，谈到北京的形势。周总理、邓小平和“文革”小组的斗争，甚至商量如何恢复中国作协的问题。我们感到有些希望，但又有一种前途未卜的迷茫。我们当时想的是，只要我们有人能回北京，就有希望。
后来，根据北京的指示，许多单位要恢复工作，进入恢复整顿的阶段。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要恢复，有些人开始离开干校，被调回北京。电影洗印厂、新影厂、科影厂也要恢复，又有些人也回了北京。干校开始骚动起来，每天都有各种传闻在干校里流传，人也变得非常敏感，许多人的心里重又燃起了希望。
年4月，国务院主持出版口的徐光霄同志要抽调一些人到文学出版社恢复编辑工作。李季被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李季临走的时候对我说：“我先回去，过些时候你请病假回来。”
还没有来得及请病假，6月，我也被调回北京到文化部的留守处，即后来的安置办公室工作。
十一、安置办公室
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以后，各项工作开始朝恢复整顿的方向发展。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建立了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安置办公室。
年6月，我从咸宁干校被调回北京，到安置办公室工作。周总理办公室的吴庆彤同志担任这一办公室主任。我和原文化部干部司司长王敏同志担任副主任。因为吴庆彤同志很忙，具体工作便都由我和王敏同志来做。我分工负责中国文联和作协同志的安置工作。
记得那些日子，我和徐光霄同志隔一天见一次面。而我和李季则每天中午都在老文化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旁边的一家副食店里喝啤酒，除了谈到当时的许多磕头碰脑的高兴的烦心的事情之外，还经常谈到如何恢复中国作协的事情。当时的作协和文联各协会都被“砸烂”，已经不存在了。全国的文化工作由国务院的文化组负责。而实际上是“四人帮”把持着文化系统。江青在文化口的一次讲话中说：“文化部、文联各协会的人和物都是黑的，文化组都不能要！”
她这样一说，在干校的人是否能回北京便成了大问题。于是在“四人帮”和周总理之间开始了一场斗争。既然江青认为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从作品到人都是“黑”的。那么她就要另起炉灶，这样的话这些在干校的干部只能就地分配了。可是她除去那几个干将之外，又根本没有什么干部可用。
我和李季同志商量，利用我现在安置干部的方便条件，把干校的同志安排到其他的系统，为文联和作协储存一些骨干，即使将来真的没有作协和文联了，起码也可以让同事们从干校调回北京，有个适当的工作！
李季住在东中街，我住在大佛寺。他的车恰好经过我的家，他来接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有一次，在徐光霄和王敏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文化口工作以后，总理指示吴庆彤同志成立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分配办公室领导小组。小组成立了，吴庆彤同志兼组长，我任副组长，代表各个协会。
那时候，于会泳是文化组的副组长（吴德是组长），我们经常和他发生矛盾。因为江青说过不要这些单位的干部的话，我们只好另想办法。当时可以安排干部的地方只有文博口（博物院馆），王冶秋同志在那里主持工作。还有一个出版口，许光霄同志在那里主持工作。另一个新华图片社，由陈播同志负责。就这样，在年到年的近三年中，我们前后安排了六七十个人到新华图片社、博物馆、图书馆工作。比如严文井同志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领导小组组长，韦君宜同志当总编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上上下下鼓动要恢复刊物。
毛主席对诗词是偏爱的。他提出要恢复《诗刊》。这时候，李季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到《诗刊》，去筹备《诗刊》的恢复工作。
后来，袁水拍同志从宁夏的中宣部干校被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他提出要恢复《人民文学》。让我给他物色干部。我们就把杨匡满、谢永旺、吴泰昌等同志推荐去了。
后来，“中央文革”批准了恢复《人民文学》，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下面，张光年同志任主编。
这两个刊物都放在出版口。
在干校以及在安置办公室工作期间，我和李季同志真成了知心的好朋友。直到现在，我想起李季同志的不幸去世还感到非常难过。
年4月上旬，刚刚开完第四次文代会，作协又开完理事会，李季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一天中午我们在东中街他家门口分手以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同志到他家。李季可能是高兴，想和吴象喝一点。李季找不到酒，在床头发现一瓶酒。他给吴象和自己都倒了一杯。吴象抿了一口，觉得不是滋味就没有喝。而李季却是一口喝了。不一会儿，李季觉得有些头晕，就躺在了床上。他的爱人李小薇急忙给我打电话。
我立刻赶到他的家。医院的白大夫也赶来了，发现情况危险，急忙送到医院，不料，没有抢救过来，李季同志就这样不幸去世了。后来知道，李季喝的酒是他的儿子治关节炎泡的药酒。
李季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和石油战线同志们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直到今天，石油部门的领导和职工还惦念着他，他们一直关心照料着李小薇同志。李小薇为了收集编辑李季同志的文集，外出的费用也由石油部门给出。他们经常到家中看望，过年过节的时候，只要是他们干部发的东西，不论多少，都要给李季家送去一份。他们总是想着他，想着他对石油战线做出的贡献。
李季生前，我们一起见过周总理，总理总是教育我们要做到“三勤”——要勤学，要勤业，要勤交友。总理就是身体力行的，所以他能团结人，有那么大的凝聚力。从李季的身上，我也看到了周总理提倡的那种精神。那时候，他去石油战线深入生活，不单纯是为了收集材料以便写作，而是一个作家和产业部门的同志们相互支持，产生了感情，进而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了。
年六七月间，文化部所属（包括文联、作协）的两个干校合并，撤消湖北的咸宁干校，还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都到静海干校集中。两个干校大约还有三百多人。
从湖北坐火车要经过北京再到天津，而郭小川却因为“四人帮”的指示——“不许郭小川进北京”，所以必须在丰台下车，由两个人看管着，直接来到天津附近的静海干校，也就是叫做团泊洼的那个地方。
我知道，静海干校的政委姓宋，便很想知道宋政委是怎样安排郭小川的。于是，年的9月，我坐车来到天津静海，见到了郭小川，也见到了还在那里劳动的华君武、蔡若虹等同志。
宋政委说：郭小川只能在干校的范围里活动，我们也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适当地照顾他，别让他出事。
郭小川当时的心情很不好。我理解，他这要一个有才华、对革命做出行多贡献的人，又是这样好动，不甘寂寞的人，受到这样的待遇，心里是多么痛苦。他每天抽许多烟，还经常喝酒。那时候，他和爱人的关系也不好，他的女儿还在新闻电影制片厂。我们只是劝他不要再那样喝酒，其他事情也爱莫能助。
郭小川就在那里继续待了一年多。在那里，他写下了 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
年，纪登奎将郭小川的档案调到中央组织部，那会儿郭小川精神比较好。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来我的关系在中组郭，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办！
郭小川的关系虽然调到中组部，但他本人还是不能回北京。纪登奎就把郭小川安排到他原来任地委书记的林县（当时 的人工引水浇灌工程红旗渠所在地，郭小川也曾在这里蹲点）“深入生活”。
年10月“四人帮”倒台。大约在10月五六日的样子，郭小川听说“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他的女儿去接他回北京，他们从林县来到安阳，住在县委招待所里。
万万想不到，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屋里都是烟，郭小川同志已经去世。后来的结论是：郭小川因为抽烟引起棉被燃烧，窒息而死……
一位有才华的、对党和人民做出重要贡献的好同志、好诗人就这样离开了 。
听到郭小川这样去世的消息，我真的不敢相信。
后来，他的女儿郭梅梅告诉我，“四人帮”倒台前夕，曾经派两个人来找郭小川谈话，但谈话的内容却不得而知。郭小川的死和这次谈话是否有关？“四人帮”是否又一次对郭小川进行迫害？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谜。
在“文革”前，郭小川曾写过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副处长。他写完这个稿子之后给了一位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后来几位领导传看，再后来稿子不知道被谁捅出去了。年，部领导某某某就宣布在内部批判《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曾经对我说过，这个稿子他在征求领导意见的同时，也寄给了上海的《收获》，当时的主编是巴金。为了稿子的事，巴金和靳以等四个人专门召开编委会。后来，靳以给郭小川写信，劝他不要发表……
“文革”结束后，听说第五代导演将这部长诗改编成电影，成了一部既有争议，但在新时期文艺创作中又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
这事情想起来挺有意思，郭小川在中宣部电影处待了很长时间，在“文革”中又不甘寂寞地以一个普通编辑的身分为许多纪录片奔忙。他自己可能也想不到，在他去世后，他的作品却能够拍摄成他一生中惟一的故事影片，而且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
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很快又转入了“批邓”，国务院文化组又把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安置办公室给“收”了回去。我和王敏同志都离开了这个办公室，我到人民音乐出版社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巍峙当组长。
这段时间一直延续到年。“四人帮”被打倒后，才恢复了文化部，黄镇同志当了文化部部长，又调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当了副部长。
那时候，恢复文联和作协的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乌兰夫同志给中央主席和副主席打了报告，要求恢复文联各协会，首先要恢复作协和《文艺报》。于是文化部的干部准备回文化部，各协会的人也准备回协会。
年，中央批示，正式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以及《文艺报》，具体筹备行政方面的工作让我负责。我当时一个人也没有，而且我本人也已是音乐出版社的人。于是我从音乐出版社带了一个会计、一个司机和一个姓周的同志，又从北京图书馆把林绍刚同志要了回来。
我向黄镇同志从文化部借了三间房，又从红旗杂志社借了三间房，还从各单位抽调来十几个人，开始筹备恢复文联和作协的行政工作。
中国文联筹备组首先成立，组成人员是这样的：一共十三个人，组长林默涵，记得成员有冯牧、张光年、胡庆波、曾克、吴晓邦、吕骥、陶钝、袁文殊、华君武、赵寻和我等人。
随后中国作协也成立了筹备组，那时候，周扬还关在秦城监狱没有放出来，主要是由张光年、李季、冯牧和孔罗荪等人负责。
这时候，各个协会也都开始恢复，但只能因陋就简。比如把电影家协会先放到了新影厂里，摄影家协会放到了新华社里。在恢复各协会的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文联筹备组也开始筹备第四次文代会。后来，周扬同志被释放出来，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那时，吴泰昌、束沛德等同志已经被安排到河北省工作，我们就给河北省委写信，将他们要了回来。
此时，全国性的平反昭雪工作已开始。
谈到为错划右派平反的问题，胡耀邦同志讲：不论是申诉的还是没有申诉的，宜粗不宜细，只要是在你这里划的右派，都要平反。
按照他的指示，我们成立了复立办公室，有中国文联的复查办公室和中国作协的复查办公室，由我负责兼管。后来，文联的复查办公室由胡庆波来管，我只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复查办公室主任。我们找到当年被划成右派同志的名单，抄录下来开始工作。
年至年，由中国作协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他们是：
丁玲：专业作家
陈企霞：原《文艺报》副主编
罗烽：专业作家
白朗：专业作家
艾青：专业作家
李又然：专业作家
陈明：专业作家
张松如：原作协文学讲习所负责人
黎辛：原作协副秘书长
秦兆阳：原《文艺报》常务编委
戈扬：原《新观察》主编
唐因：原《文艺报》总编室主任
唐达成：原《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
侯敏泽：原《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
罗仙洲：原《文艺报》助理编辑
马敏行：原《文艺报》助理编辑
萧乾：原《文艺报》副主编
汤浩：原《文艺报》编辑
李清泉：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
杜黎均：原《人民文学》编辑
高光启：原《人民文学》编辑
唐祁：原《诗刊》编辑
张凤珠：原《新观察》编辑
黄沙：原《新观察》编辑
卢盛法：原《新观察》编辑
李兴华：原《文艺学习》评论组长
杨觉：原《文艺学习》文化生活组长
俞林：原《人民文学》编辑
杨犁：原作协创作委员会干部
何寿亭：原作协资料室干部
在中国作协的反右斗争中，除了被划成右派的同志之外，有些人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却受到了批判和处分，他们是：
舒群：专业作家
徐刚：原作协文学讲习所主任
古立高：专业作家
韦君宜：原《文艺学习》主编
葛洛：原《人民文学》副主编
菡子：原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黄秋耘：原《文艺学习》编辑部主任
玛金：原作协文学讲习所
沙鸥：原作协文学讲习所
张白：原作协文学讲习所
王景山：原作协文学讲习所干部
*以上两份名单，均按原文件抄录。
改正右派的工作，从8月份开始看档案， 上报到中组部文教局，基本上都改正了。只有某某某由于有加入过三青团的历史问题，暂时没有改正。
经过十年“文革”，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心态有了很大变化，因此，为这些被错划成右派同志的平反工作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当时只要本人提出回北京的，一律可能回来。年这些同志回来以后，我们在虎坊桥的北纬路宾馆包了半个宾馆，还租了前门外打磨厂胡同里的旅馆……罗烽、白朗、舒群、艾青、严辰、陆菲等同志都住在北纬路宾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虎坊桥那里盖楼房，准备分配给这些回来的人和家属居住。
丁玲是我们特意派人从山西接回来的。她回来以后不愿意住在北纬路宾馆，我们就给她在友谊宾馆专门租了一套房子，费用都由作家协会负担。丁玲恢复行政组别以后，才住到木樨地的22号楼。
那一段时间，我和丁玲同志交往比较多。为了落实改正错划右派政策，并落实关于她历史问题的结论，我和作协办公室主任项羊同志到丁玲同志住的友谊宾馆去了多次。
丁玲同志被错划成右派，遭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和罪。她的右派问题平反了，但在她历史问题的结论上却几经反复。许多人表示同情，我很理解。不论对错与否，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反复的过程简单叙述如下，以给后来人一个明晰的条理。
年，在陈云和李富春同志的主持下对丁玲做过一个历史结论。这个结论主要是根据丁玲的自述。这个结论中说：“丁玲在入狱后未给国民党任何文字。”
年，延安审干的时候，8月27日，丁玲在一份材料中却提到：“我相信了一个奸细的话——我听从了他，我写了一个条子——”由于丁玲提到了写纸条的事，因此在审干后期，丁玲成了问题暂时没有搞清楚的人
年8月，中央党校对丁玲被捕的问题又做了一个初步结论。在这份名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的文件里说：“（丁玲）所写字条的内容，不是明确地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因为这个结论是初步的，又是中央党校做的。丁玲仍被认为是“属于有问题但暂时没有搞清楚的人”。
年，在中国作协的肃反运动中，丁玲和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于是丁玲被捕的事情又提了出来。在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到：“丁玲同志所犯的反党的错误和她在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经过是有一定联系的。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没有检查她这一段历史，我们有意识地把她的思想问题和历史问题有联系而又分别地来处理。仅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阮章竞四同志在帮助她准备发言稿时，作为研究她思想错误的历史根源，由她谈了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在会上的发言中，她笼统地说了在南京一段是犯有错误的。会后拟对丁玲的这一段历史重新加以审查，并做出结论。”
由于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包括丁玲同志本人），都没有认为年的结论是有效的（因为那是在没有提到纸条情况下做出的）。丁玲同志也希望能对自己有一个结论。
年春末，中宣部成立了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专门小组。中宣部副部长陈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李之琏同志为小组成员。在年10月24日形成了《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的文件。文件结论中提到：“丁玲同志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行为”，“年由于有些同志怀疑她这段历史，中央组织部曾为此做过专门的调查，但因为丁玲同志把自己的错误继续隐瞒起来，因此，当时的审查仍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
这个结论作出后，与丁玲本人见了面。丁玲同志也写了给中宣部的意见，表示基本同意，同时还写了三点解释。中宣部连同“结论”和丁玲的意见一起报给了中组部。但中组部还没有批下来，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年5月19日，“四人帮”指挥的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给丁玲同志做了《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
年，我在复查办公室着手处理丁玲同志冤案的时候发现，当时为丁玲同志平反和落实政策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右派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历史问题。
本着先易后难的想法，年2月到6月，我们几易其稿，写出了《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丁玲同志当时背着的主要是历史问题、右派问题和“丁陈反党集团”问题。
4月4日的结论中写到：“关于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这个问题不应该作为划定右派的依据。
“一、撤消年5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
“二、撤消年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丁玲党籍的决议’，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
“三、恢复丁玲同志的原工资组别（行政7级），建议适当安排工作；
“四、对丁玲同志的亲属、子女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销毁。”
在有关领导审阅后，5月3日我们又拿出一稿。在这一稿上着重加上了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段落：
“经复查，丁玲同志年被捕问题，中央宣传部曾在年做过审查结论，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年5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重新做了新的结论，定为叛徒。但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未超过年做结论时的根据。因此，应维持年的结论，撤消年的结论。”
经有关领导审阅之后，我带着这个报告来到丁玲在友谊宾馆的住处，把报告给她看。
年6月8日，丁玲表示：除了对历史部分外，都同意，并希望在恢复党籍后面加上恢复其政治名誉。丁玲对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不同意中央宣传部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6月9日，我将作协审查办公室《关于丁玲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交给她。
丁玲表示不能同意。我说，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写出来。我们把你的信和报告一起送上去。
7月9日，丁玲写了申诉信。
我将丁玲的信交了上去。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是维持年的结论，还是维持年的结论。
这时，恰逢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丁玲要参加大会是肯定的。但她不签字便恢复不了党籍，不恢复党籍就不能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她感到为难，我们也感到很为难。丁玲希望明确政治身份。
丁玲向中组部申诉，并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年大约10月份，中组部宣教干部管理局的郝逸民副局长，在一次会上谈到丁玲是否能先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以我们年的思想水平和组织原则，对一个没有恢复党籍的同志，在没有任何书面指示的情况下便让其参加党的会议，这事让我们同意去办，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我尽管同情丁玲同志，但我需要一个书面的依据。我说，丁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从组织上改正，还没有恢复党籍，这样做很为难。周扬同志也说：如果中组部有这样的意思，请给我们一个书面意见。
没过几天，中组部宣教局送来一份公函，同意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
年年初，丁玲在作协复查办的复查报告上签了字。至此，丁玲恢复了原来的待遇，只是在历史问题上还保留着“政治上犯有错误”的结论。
后来，丁玲同志又多次给作协党组、中宣部党组、中组部党组写信申诉。直到年3月，由中组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对丁玲同志申诉的复议报告》以及《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报告曾经拿到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过，会上仍有不同意见。
年8月1日，这个报告作为正式文件发出。文件中对丁玲的历史问题维持了年的结论。
我们无条件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在年到年我和丁玲同志接触比较多，有时是谈公事，有时是闲聊。有一次，丁玲对我说，她的儿子、女儿和她都住在一起（木樨地），有些矛盾。丁玲说：“能不能把我后海的房子（指其原有私房，系七间半平房，五十年代用两千元购买）给作家协会，你给他（指其子）五间新的楼房和一万元钱。”
我们按照丁玲的要求做了。丁玲同志原来的房子，作家协会后来翻盖成二层小楼，就是现在民族文学杂志社办公的地方。
丁玲同志不止一次找我谈，她要办《中国》杂志，而经费很成问题，当时没有钱。我问需要多少钱，她说需要五万元。于是我们就给了丁玲同志五万元办《中国》杂志。那个时候，只要是丁玲同志提出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她。
除此之外，我们还十分认真地给有关平反同志一一做了政治结论。所有结论都是经过多次修改的，先由作协复查办公室写出结论，交给本人审阅，然后按照本人意见在上面修改；修改之后再上报，给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同志审看。
我们当时紧紧抓住了胡耀邦同志为右派平反的指示，把这个指示当成尚方宝剑。也正是由于有了胡耀邦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这项工作才进行得比较顺利。
解决赵树理同志冤案的问题不是在这个时期。那是我在安置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一家外国出版社要出版赵树理的小说，外文局就很为难，让我到山西去和山西省委打招呼。几经周折，赵树理的人说才得以出版。
十二、关于中国作协的级别
（略）
后记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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