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前夜旅顺紧张阿列克塞耶夫接连不断地收到告知日军出兵朝鲜的电报，紧张起来。年1月6日（年12月24日），他将这些消息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身在首都的远东特别委员会事务局长阿巴扎。其后，巡洋舰“瓦良格”自仁川驶至旅顺，舰长鲁德涅夫送来了巴甫洛夫公使的信，信写于1月1日和2日（12月19日和20日）。第一封信传达出巴甫洛夫对日本的交涉态度彻底不信任：“如果日本没有做出任何牺牲，就在我们的同意下确保了对韩国的完全的保护国制，他们大概会对我们轻易做出让步感到惬意，不会就此止步吧。”“我可以预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围绕满洲和清国问题，急剧地与日本激化出新的矛盾来。”到时候，日本一定会提出触及俄罗斯帝国根本利害的要求。“那时，我们将再次面临与现在相同的二选一问题。”即：是立即放弃自年以来所做的事情，“做出与我们的尊严不相符的、新的、已经是最后的让步呢”，还是“冒比现在更为危险的战争风险呢”？而现在那些“纯粹在精神上”支持日本的列强，到那时大概会积极支持日本吧。“因此，如果我们现在确定了无法阻碍日本在事实上对韩国实施军事占领和确立对韩国的保护国机制，那么最好让日本自行去行动。”巴甫洛夫感叹道：“我无从用语言表达这样的想法使我何等心烦意乱、抑郁消沉，而我又是以何等不安的心情在等待着圣彼得堡的决定。”“所有资料都显示，日本以大兵力登陆韩国，准确地讲登陆仁川迫在眉睫，这点丝毫不用怀疑。”不管怎样，在登陆前，日本大概会导演一场韩国的宫廷闹剧。为此，使用日本驻汉城的守备队足矣。在这场闹剧中，皇帝虽然不至于有性命之虞，但日本打算扮演“皇帝的拯救者”，实际上将皇帝当作“俘虏”。英美公使馆也预想到了这个剧情，因而让陆战队登陆了。巴甫洛夫写道：“现在，皇帝自身实质上已经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他担心遭遇背叛，不信任自己的任何一位大臣。”他唯一信赖的是一名宦官。巴甫洛夫1月2日（12月20日）的信更加迫切。到了这天，被日本控制的电信局终于以线路故障为由，拒绝受理发往圣彼得堡和旅顺的电报。巴甫洛夫写道：“现在我最为担心的是韩国皇帝可能逃入我公使馆。我得到情报，皇帝昨日搬到了距我们地界最近的宫殿。皇帝的继母明宪太后去世了。这样一来，从现在到将遗体搬离寝宫的一周内，皇帝大概不会出逃吧。但是，如果皇帝真的逃入俄罗斯公使馆，我们的处境会变得极其困难。日本方面很可能会把此事当借口，在民众间引起骚乱。如果交涉失败的话，俄罗斯公使馆的处境将十分堪忧。因此我现在正试图说服韩国皇帝，在没有万无一失的征兆时，逃亡到俄罗斯公使馆为时尚早。”高宗还想过投靠美国公使。根据艾伦的报告，由于皇太后在新年伊始去世，“极其迷信”的皇帝处于“极度亢奋状态”。这种亢奋似乎有一部分来源于“皇帝原本对俄罗斯人所保证的不会发生战争、皇帝不会有麻烦深信不疑”，但现在却变了。皇帝“似乎很是惊愕”。“数日来我受到了试探，被问询如果战争爆发，能否将皇帝作为客人接进我公使馆，我干脆地、不容置疑地回绝了。”高宗皇帝的举动当然是日本公使关心的焦点。1月4日午后，林权助报告：“风闻韩帝或迁都，或逃至他国公使馆。”晚上9点30分，林权助报告了李容翊告知的消息，李根泽似乎正在“劝诱宫中，在时局迫切时，诸如播迁至俄国公使馆等为上策”。仅因这个消息，林公使就想增加汉城守备队，以加强对高宗的压力。阿列克塞耶夫读了驻日本武官发来的电报以及驻韩国公使的信后，于1月6日（12月24日）向尼古拉二世提出采取决定性措施：基于不久前从仁川驶来的巡洋舰所带来的情报，日本欲占领韩国、强制韩国政府同意确立保护国制的意图已经不容置疑。驻日武官们发送来的种种情报，……显示日本恐怕已经决定今后不再与俄罗斯交涉，要独自行动了。这种挑战性的行动方式使得我有义务请求陛下重新审阅我在9月20日（10月3日）的电报中所呈报的判断——我方有必要采取防范措施。预计日本大概会用15，或20，兵力来占领韩国，但如果日本海军完全进入战斗状态，陆军兵力也跟进的话，那么它在军事上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日本有可能挺进鸭绿江、威胁俄军，或对东清铁道施加压力。那样一来，俄罗斯在“南满洲”集中兵力的计划就会落空。阿列克塞耶夫提出了新的方针：日本占领军的兵力不受限制地占领韩国，会将我方置于战略上极其不利的位置，因此，我认为，为了不引起军事冲突，确保完全必要的自卫，我方有义务采取相应措施，恢复因日本占领韩国而遭到破坏的平衡。阿列克塞耶夫提出两种方案：一，在远东诸州和西伯利亚诸州宣布动员，在“满洲”发布戒严令，占领鸭绿江下游；二，为增援远东军，开始运送已计划好的第10、17军团到伊尔库茨克，同时准备动员其他增援部队，在“满洲”发布戒严令，向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要塞发布戒严令，巩固防备。他自己认为应该采取第一种方案。皇帝和陆相逡巡不决1月6日这天按俄罗斯历算是12月24日，是圣诞节。皇帝整天都忙于圣诞活动。他上午批阅了一会儿文件，11点半起参加祈祷会，下午2点到4点准备礼物，5点访问了在加特契纳的母亲、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陪着她做祈祷，出席圣诞会，然后共进晚餐，于10点半返回皇村。处于孕期的皇后感冒了，身体不适，没有陪同皇帝。翌日，圣诞活动仍在继续。1月8日（12月26日）下午，皇帝“用毕下午茶后召见了阿巴扎”。这个时候，他们大概讨论了如何答复阿列克塞耶夫的电报吧。在阿巴扎编辑的《对日交涉资料》，即所谓“红书”中，该日条目下收录了皇帝批准在远东诸州宣布动员、在“满洲”发布戒严令，在旅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要塞发布戒严令的电报。这些内容说明皇帝批准了阿列克塞耶夫的第一方案和一部分第二方案，只有占领鸭绿江下游一项写着：“我认为现在不理想。最后再批准这一措施。”皇帝没有和陆相商量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反常的。参谋本部的战史也记载着发了这份电报，但阿列克塞耶夫本人于年2月编写的备忘录中说，总督没有收到这样的命令。笔者推测，真实情况大概是电报没有发出吧。根据梅宁的论文，陆相1月11日（12月29日）紧急向参谋本部第八局询问了关于日清战争时日本的行动。一，日本在发布宣战公告前动员军队了吗？二，日本在发布宣战公告前袭击清国舰队了吗？三，两国交涉的主题是什么。发布宣战公告前集结军队了吗？库罗帕特金要求晚上9点前做出回答。对此，负责战史的第八局回答，日清战争时，在宣战公告发布之前，日本军八个师团中有三个师团已经进入了战时状态，在交涉过程中、发布宣战公告之前，日本的三艘军舰击沉了清国的运兵船；发布宣战公告前，日本军占领了汉城，并在牙山打败了清国军。尽管库罗帕特金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但他还是认定现在的状况与日清战争爆发时有所不同，他仍然担心俄罗斯发起行动会刺激日本。1月12日（12月30日），库罗帕特金针对阿列克塞耶夫1月6日的电报向皇帝上奏，获得了批准，他于同日给阿列克塞耶夫发电报传达皇帝的命令。“陛下令我电报告知，当日本军登陆朝鲜时，在你所计划的对策中，应采取以下对策”：戒严令只允许在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要塞内发布，总督指挥下的远东诸州全军只做动员准备，批准阿列克塞耶夫请求的万卢布支出，向朝鲜国境派遣部队仅做准备。其中特别提到严格禁止进入朝鲜领内。“即使是单个士兵，也要禁止其进入朝鲜领内，否则将严厉追究部队领导的责任。有必要在国境处采取万全的对策，防止任何微小的冲突发生，因为这样的冲突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无论是皇帝还是库罗帕特金，都异常恐惧因俄罗斯采取对抗措施而导致战争。阿巴扎在这天将皇帝的大致想法发给了阿列克塞耶夫。一，“对俄罗斯来讲，和平时期的每一年都是巨大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尽万全之策，避免战争发生。”二，采用“强力的，但形式上谦和的政策”。三，“不承认满洲问题可以协商，无论是与日本人还是与其他人。”四，“日本占领朝鲜不是casusbelli（开战理由），相反，甚至可以说对俄罗斯有益。因为如果日本在俄罗斯的抗议下仍然采取这一行动，那么它就成了施行不法行为的国家。”总之，圣彼得堡没有支持阿列克塞耶夫的提案。这个时期，阿列克塞耶夫被视为了危险人物。宫廷警备司令官格塞中将对在火车上遇到的库罗帕特金说：“陛下沉着应对了阿列克塞耶夫好战的企图，制止了阿巴扎，太棒了。”罗热斯特文斯基海军军令部长也在冬宫的新年聚会上碰到不那么亲密的陆军大臣时，极力贬斥了阿列克塞耶夫。“他完全是个伪善的人，个人名利心优先于工作和其他的一切。”罗热斯特文斯基之所以这样愤怒，大概是因为阿列克塞耶夫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说会发生战争，很是烦人的缘故吧。海军军令部长本人还把旅顺舰队的情况一贬到底，他说锅炉的状况很糟糕，舰队也没有做过充分演习，修理工作进行得也不顺利，炮弹也不充足。后来，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斯塔尔克痛批罗热斯特文斯基是“头脑迟钝的波罗的海混蛋，根本没有能力指挥舰队”。面对陆军的最高领导，海军的二号人物却像批评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般批评最前线的舰队，也算是极尽丑态了。旧年，新年公历1月13日相当于俄历的12月31日。对俄罗斯来讲，充满不安的年结束了，命中注定的战争之年——年马上就要来临。尼古拉二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起得很晚。精神上颇为动摇不安，难以安睡。因为鼻子不通气，我很小心，没有去户外。早朝之后，草原总督区总督苏霍姆林和托木斯克州知事斯塔尔尼凯维奇谒见了我。早餐是和孩子们一起吃的。下午3点半，妈妈在去圣彼得堡的途中顺道来了我们这里。克谢尼娅（妹妹）和米沙（弟弟米哈伊尔大公）也一起来了。阿利克斯（皇后）终于下床了，……移到了躺椅上。7点半，我做了祈祷，门开着，她能听到祈祷的声音。晚饭是在寝室吃的。早早地上了床。神啊，希望在新年为俄罗斯带来和平、稳定、安宁与喜悦。我们无限依赖主对万物的慈悲，安心地注视着未来。我们会履行好职责，尽管微不足道，也希望能够报答耶稣基督的无上恩惠……此时皇帝一定会祈求怀孕的妻子生下皇子。但是，他更想祈求的是和平。翌日是俄罗斯的元旦。皇帝一人去了冬宫，与皇太后一同参加了上午11点开始的“出拜”仪式。他在接受各国公使的新年祝贺时，与日本公使栗野谈了很长时间，不过他在日记中丝毫没有提及此事。根据栗野发给东京的电报，栗野向皇帝断言“日本政府的意愿是和平的”，对于遇到“极大困难”的日俄交涉，他希望“依照陛下的好意与宽容，速见这一难局的解决”，他说，“日俄两国利益密切相关，在远东，巩固两国深入交往为最优政策。”对此，尼古拉回复道：“朕亦与卿所见相同。有必要与日本维持和平与友好关系。”不过，他同时也逞强地说“俄国是大国”，“忍耐亦有限度”。皇太后也说“战争恐怖，必须维持和平”。购入意大利军舰日本方面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着战争准备工作。为了增强海军实力，购买阿根廷向意大利的造船厂预订的巡洋舰“里瓦达维亚”与“莫雷诺”一事的交涉已进入了最后阶段。这两舰都是年刚刚下水的最新锐舰艇，排水量为吨。12月28日（15日），俄罗斯驻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海军武官卡普尼斯特伯爵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海军军令部，告知俄罗斯出于对抗，是有可能购入这两舰的。但是，罗热斯特文斯基军令部长根本不关心此事，甚至没有答复。到了1月1日（12月19日），代理军务局长施滕格尔回复道，俄罗斯没有购入军舰的计划，不要再提这件事。然而此时，日本方面已于两天前以76万英镑的价格成功购入了这两舰，并将其命名为“日进”和“春日”，自此两舰驶向了日本。待到两舰汇入日本海军后，战争就可以开始了。栗野公使和别佐勃拉佐夫即使到了这个阶段，日俄同盟论者栗野公使仍然希望日俄间最终达成协议。年末，他一方面从英国公使那里听说俄罗斯皇帝“目前关于满洲问题已有断然之决心”，另一方面又听说维特等重臣以“在远东战争与俄国舆论最相背驰，对此的非难将集中于皇帝之身”为由，向皇帝进谏应采取“更具调和性的态度”。栗野对此寄予了希望，年元旦（12月19日），他将此事报告给了小村外相。这一天，他会见了拉姆斯道夫外相。外相说，俄罗斯政府充分审议了答复案，打算向罗森公使发出训令，让他以“友好和谐的精神”继续交涉，“不得迟滞”。他还说，日俄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达不成协定。栗野也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了东京。而小村外相一方在根本上就持有不同的见解。1月2日（12月20日），外相给栗野回复：驻东京的英国公使说了同样宗旨的话，他个人认为，“眼下俄国皇帝似乎全然处于主战派势力下。目前主战派完全得势，时局尽在该派掌控之中。”因此，尽管拉姆斯道夫外相等重臣很有诚意，但“彼等虽尽力使皇帝倾向于稳和之说，然基本上难以期待其奏效”。这里的“主战派”很明显指别佐勃拉佐夫派。小村解释说，只要皇帝与别佐勃拉佐夫派一同站在主战论的立场上，那么交涉就是浪费时间。虽然小村对俄罗斯的认识是错误的，但对于持主战论的他来说，这种认识是必要的。栗野公使的问题在于，直到这时，他都没有准确把握俄罗斯政府内部的动向，也没有得到关于12月特别协商会的情报。这并不是他个人无能。美国驻俄公使说，数日前皇帝出席了“特别委员会议”，但什么都没有决定下来。法国公使也说，除皇帝之外，阿列克谢大公、外相、海相都出席了，全都表达了以“和平”为目标的意见。到了1月5日，栗野报告说得到了那个秘密会议的情报，维特也出席了会议，由于他主张在“满洲”对日本做出让步，皇帝很不高兴。维特出席会议的情报完全是虚报。总而言之，公使们全都没有捕捉到正确的情报。栗野很长时间以来都对年的主角——别佐勃拉佐夫缺乏正确的认识。早在10月，驻德国的井上胜之助公使就将德国相对准确的新闻报道送交了外务省，栗野反而比他落后。到12月末，栗野才好不容易掌握了关于别佐勃拉佐夫的重要情报。年12月25日，栗野将田野丰翻译官从近卫骑兵联队相关者那里获得的情报送交外务省。他在前言中写道，“关于‘别佐勃拉佐夫’氏有种种传闻。有云其为持金潜逃外国者，又有云不知何故，其数年前曾入癫狂病院，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诸如出奔等传闻自非事实，然而无疑普遍认为其声誉不佳。”对于像这样全是负面传闻的人物，栗野公使所掌握的新情报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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