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先生的生活方述
一、邓演达先生与其家庭
二、邓演达先生与其朋友
三、邓演达先生二次出国的经过
四、邓演达先生治学的纲要
五、邓演达先生欧游的踪迹及其所见
六、邓演达先生归国后的秘密生活
一、邓演达先生与其家庭
大概稍微接近一些邓演达先生家庭的朋友们，谁都知道他的父亲镜人先生是一位旷达豪爽、老而弥健的长者；他的母亲是一位极慈祥、极亲切而极恺恻的女界模范；他的哥哥竞生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军事学者，专在技术上为国家服务而从不入政治的旋涡的。所以邓演达先生与其手足间，虽友于之情，极笃且厚，而关于政治上的主张和行动是从来不相闻问的。唯乃翁镜人先生，则极同情於其抱负，故先生益得肆其力，奋其志於革命事业。
先生与其夫人郑立真氏，还是旧式礼教下的结合。立真女士出自农家。初未尝学问，虽伉俪间的生活极机械，极平淡，却绝少违言。盖先生深信中国妇女都是在监狱里头，都受着人家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只有帮助她们，解救她们，尤其反对一般“时髦男子”，抛弃旧妻子去讨“时髦老婆”，故对于他那位早年失学的夫人，自结婚以至二次出国，十余年间，极力设法使之补习学艺，助其自立。当十五年北伐时，他的夫人已能随军担任救护工作，及先生二次出国后，复继续入广州某医校专研习医理，而先生至是则反决意欲和她离异，这个动机是由这样出发的：
a,他和她因为政治环境的关系，不能同居。
b,他的工作她不能够协同。
c,他不能得到一种生活刺激，使他更加进步兴奋。
但是这种要求，他的夫人当然是不能同意的，而且此时他夫人的学力无论在文字上艺术上都已很深造，对于他每次通信，更有许多缠绵悱恻的表示，愈使先生非常难受！但是先生因为工作上的关系，终竟没有改变他已下的决心。二次回国以后，虽曾晤谈过几面，却并没有再赋过同居！盖先生以寄托之重，儿女之事早已付诸度外矣。
二、邓演达先生与其朋友
先生对于曾经共同在患难中奋斗过的朋友，无论在思想上有若何的差距，但是先生的关怀萦念，总是没有一天不牵挂着的！尤其是对于死难的朋友们及监狱中的朋友们以至於其家属有关系的人，无时无刻不想法从精神上及物质上去慰安和援助。但先生犹每自谓：“我是一个最对不起家庭及朋友的人，一面虽以理性制裁自己，但一方却仍免不了悬念！”又尝自己叹恨：“可怜我一个漂荡的人已不能和旧社会的秩序融合无间，又不能使新社会的秩序和生活相融会，结果连累一切和我有关系的人，我真是应该受一切人的责罚！”
这些至诚恻怛的地方，实在是值得我们钦敬而感动的啊！
先生对于朋友们的通讯，无一次不是对于时局和社会作深刻而有力的分析，对于思想和学术上的探讨及研究，特别注重的是：农业社会的疾苦和农民的切身要求。间亦杂以诙谐和谩骂，宋庆龄先生曾说：“看他的信，像看小说一样，希望这个小说是永远不完的能看下去！”
先生在朋友中知交最深而思想冲突最甚的，要算是严立三（严重）先生了，他们俩一见面一通信涉到问题的讨论时，就很容易动火,他俩遇到政治上走不通的时候，一个总是漂海，一个总是入山；一个要深入民众，一个只要结合他所谓的“贤人君子”！一个说他开倒车，一个说他开飞机飞到天外去！但是他们俩相互间人格上的信任和感情上的关切是没有几个朋友比得上的！立三尝说：“我和他思想上的根本冲突之处，不是少数言语所能说明的！我爱之深故恨之切！”而先生则总是要竭尽他朋友的贡献和责任、要拉他出去！尝谓：“像这样一个人活埋在宇宙里，实在是可惜的！”
三、邓演达先生二次出国的经过
当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从河南班师以后，武汉政府几个上层的领袖如汪精卫、谭延闓、徐谦、唐生智、何健等等开始动摇革命的战线而背叛民众时，先生已觉得楚歌四面，孤掌难鸣了，于是就决心摆脱一切，远适异国。但是当时的长江下游是由蒋家军封锁着的，豫陕已是冯军的势力范围，马二（冯玉祥）先生正与蒋总司令秋波频送，从事勾搭；先生乃化装为查电线杆的工人，於六月三十日徒步沿京汉路至郑州，西行经陕甘蒙古的大戈壁，越一月又十五日而始达莫斯科，途次曾两次被人觊破真面，幸而识者无甚恶意，致未阻难。有一在冯军服务的黄埔生，竟因此弃职而遁。先生过潼关后始得混入俄顾问队中安全乘汽车同行，几经劳顿而至莫斯科。当时俄京要人，备极欢迎，曾数以中国革命问题与先生相商，先生的结论是说：“共产主义革命，仅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适用，中国是封建经济占主要成份的半殖民地国家，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地农有，是一个当前革命的主要任务，否则定然延长中国革命。”因先生的论调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故深招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书中作者原用钢笔划去）讥忌。先生随又一度旅行高加索，深受当地人士的热烈欢迎，但因不能见容於苏联当局，故留俄不久，即转往德国，从事经济学、政治学之深邃研究，手不释卷，甚至废寝忘食，治学极精，篇中常见蓝红色手披（批）。
四、邓演达先生的治学纲要
先生对于中国现在还残留着的一切老庄的空幻虚无思想，及孔子的中庸苟且愚蒙思想，佛教否认现实的思想，耶苏的妥协调和思想，都深恶痛绝，而决以左手执革命纲领、右手拿机关枪的态度和行动，把吃人的礼教和庸师、宿儒、绅士、道学家者流，一概摧陷廓清，把孔子庙及贞洁牌坊、祠堂、庙宇等，一齐扫灭净尽，而代以新的“人”的、社会的、乐观的、有希望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使男女同胞们一齐冲出目前这个中国的黑暗地狱，跑上新鲜活泼的大道，才能有革命成功的可能，而要过这种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必然要在伟大的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革命”成功以后，在新的生活条件上，才可以实现出来的！先生以为这个思想上的战线，我们同志，必然要加一番彻底的研究，和彻底的认识，才能负担改造中国革命的使命！所以他自二次出国以后，即以绝大决心，从自然现象的解释，特别是社会发展的因果律，作系统的研究。年在柏林时，甚至欲闭门谢客并谢绝一切政治讨论，以专攻理论，他所常常助勉同志们研究社会科学的程序是：
第一、史的研究，尤其是世界通史的研究，研究这个才晓得世界的由来，才晓得世界各部的互相关联，（这种史一定要站在社会观点上做才能适合要求的）中国的近代史更是切要，因为一切社会变迁的条件都是在最近百年内急剧的发生和变化，研究这个，可以晓得它之成败的历史社会原因和结果！
第二、经济史的研究，只有这个才可以确实说明现时各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及其来由，及其客观的要求。
第三、经济学的研究，只有这个才能够说明现时人类社会的生活要求，及要求的法则。
第四、政治制度的研究，由此可以批评及推测中国将来所需要的政治制度。
第五、各国政治——尤其是最近各国革命史的研究，以考查各国变动过程中的方法和结果。
此外关于中国问题经济组织，农民问题财政外交等，自然是至切要的问题。
先生以为以上所说各种研究当中，自然不是短时间里所能够完毕，更不是每个人都要充分的详细的研究全部，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分工，一方面要获得最小限度的认识，所谓最小限度的认识，是指上述各部门中的纲要，完成这个纲要以后，才能适应中国问题的需要，才能便利自己去详细深造！
五、邓演达先生欧游的踪迹及其所见
（一）北极圈旅行遇险开亚洲人足迹的新纪元
年夏季先生因休养身体及利用暑期起见，特于七月十七日由汉堡乘轮到北极圈附近旅行，沿途经挪威各海港，越七昼夜至尖岛（Shitrboglu）欧洲极北部岛屿彼时正当夏季，故一入北纬67°23?即半年为昼不复有夜，亥子时太阳犹高悬正北方，周围皆冰山，昼夜太阳炳耀，不知黑暗为何事。唯所乘之船因将近入港时遇大群浮冰，碰撞太多，致头部受伤甚重，人水数尺，幸近挪威西海岸，即驶入停泊，设法补救，而该船人员都无法修理，乃电附近之俄国碎冰船克拉辛号（此船已救北极探险队人员甚多，声誉满世界）乞援，因彼有潜水人员可设法补救，经其三四日之修理始得安全南返，照计划，该船本须北行至北纬八十度处为止，但以该船伤痕难期全愈，且北方浮冰更多，万难再进，故遂折回。此事在欧洲各处当时都有恐怖的消息传出，该地虽已绝无人烟，而附近人骨兽骨甚多，盖历次探险队在此附近牺牲者，已不知道多少了——意大利的飞船探险失事亦在此附近——是役同行者有千五百人，百分之八十为教员及机关办事人，百分之二十为商人及学生，而亚洲人的足迹到此者恐尚以先生为第一人！
（二）游历南德各部的印象
参观一所最著名贫苦的乡村生活
衬衣每人至少十件皮鞋每人至少有四对
先生于年九月因友人的介绍得无偿的乘一拖货小轮由RegcusBuug城顺多瑙河而下，游历欧洲著名的中古时代式的城市宁不尔格（Nuuferg）及巴骚（Passeui）门禅（Murcleue）等处，其印象最深者为：
（a）宁不尔格城市民的自治权,此自治城除为政治的中心以外，还是一个重要的手工业城市（特别是冶铁业，一切中古时代兵器甲盾均多出于此城故特别为各封建诸侯所重视）,在中古时代一切政权虽由封建诸侯或王室把持，而城中的商人及手工业者，都极不像中国城市市民的消极！尤其是商人，在中古时代中叶以至于末期（14—15世纪）无时不和封建的统治者争斗，结果各城市均争得市政的管理——因此在十二世纪有市政所的设置；争得货币的发行权；争得市场的管理权；以及其他一切所谓“市民的权柄”,维护此种权柄者，大都是由市民自己所组织“市民军”的武装，故封建诸侯无法强制！
（b）欧洲人民的宗教生活，自罗马被日耳曼族灭亡以后，日耳曼自己各族也开始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会当时实为一切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中心，一切教育，艺术，科学，农工商业的技术，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的经验，都集中在教会，集中在教会中的传道者，因此不但封建诸侯及市民被其影响领导，而且教会的“教区”往往兼领一切政治的统治权，这个就是欧洲社会,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原因，这种状况在德国南部为最显著的事实，至今仍存在着。先生在宁不尔格及其他南部各城，常见终日无数善男善女——即一切壮年的工人和学生亦然——在礼拜堂内祈祷，跪拜虔诚过于中国乡村中信佛之老妪，即如小孩，亦不须长者的领导，自行出入礼拜，无稍逾越常规。日常见面的问候，已不称“早安”“午安”“晚安”而称曰“敬礼上帝”！城市如此，乡下更不问而知，整个的南德天主教范围内，可以说还多数保持着中古的遗迹！故先生以为研究欧洲古代史，不可不到希腊罗马，而研究中古史，则不能不到南德各邦——尤其是Bagesm（摆恩邦）。
先生认欧洲中古时代的宗教为全社会的指导者已如上述，故非待至近代（由美洲发现开始）商业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明使新兴的资产阶级觉悟的去指导新的社会，则中古时代的宗教关系及政权尚无由打破！南德所以今日还能保持中古时代的宗教权威，实由大地主经济之普遍的存在，德国目前的人口，约40%在乡村为农民，60%在城市为各种职业，而大农的组织（往往每地主占地数百千顷以上）在东普鲁士及摆恩邦为最多，故宗教的信仰亦以这些区域为最固。此外因为工商业在此比较落后的缘故，一切学校及文化机关，都常握在教会手上，如在Reguebrcss小城，人口不过八九万，而学校的教育，不但属于宗教的圣经及宗教历史等由传教师或男女和尚尼姑教授，即其他各课，亦甚多由教会包办。一个社会的文化经济生活，掌握在宗教手上，则宗教之支配社会生活自无足怪，（摆恩邦十之八九人口是天主教徒）先生于此尝把欧洲的宗教生活和中国孔教比较，固然中国的“孔教”是否可以叫做宗教，还是费争论的问题；然其束缚人心，轨（规）范社会生活，则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因为（1）孔子的学说因和实际生活的要求脱离，故与广大的生产民众——农民手工业者——无深密的关系，所得保存的，只有和拜物教相伴的迷信：祖宗，鬼神，生殖崇拜，（2）因文字的限制，使广大民众无从认识比较抽象的生活描写或传述，（3）因统治者的惨酷而禁锢人民的活动，用愚民政策，合此三者遂使中国的广大民众，始终生活在极原始阶段，无由发生更深切的生活要求与生活理想。一切文物制度典章，除极少数的“书香家”以外无人了解，其了解上述各事的“学者”又都从事于传统的腐朽的官吏生活，专门以剥削人民为事，故使广大民众的要求，不但不能相应，而且为广大民众所厌恶，故大概的说，中国人民从未受过欧洲式的宗教教育和生活风味，他们所领受的不是孔教而是宗法社会的祖先崇拜和其他的自然偶像崇拜，他们唯一从孔教领受得的是剥削和人道的永远屏（摈）弃，拿这种宗教生活和欧洲相较，自然比宗教的作用更低，更应受现社会的反击！
（c）以中古以至近代欧洲统治者和中国统治者比较；先生以为最显著的特殊点是：欧洲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生产者发生密切的关联，能了解且竭力提倡生产者，在当时自然是农业及手工业为重；中国的统治者除少数形式的规定以外——如“天子先农，帝后亲蚕”之类——大多数只有纯粹的做寄生剥削的生活，对于生产行程完全懵然，更不要说他们完全和生产无关了，欧洲中古及近代统治者对于生产的注意，不但在经济史上可以窥见，即在艺术文学及诗歌上面，亦可以有显著的事实可寻。先生在宁不尔格的时候，曾参观过两个“圣人”的住宅，一为书家，手工业者出身；一为民众诗家，鞋匠出身，二者皆终其世于手工业，在十六世纪时举世钦仰，封建诸侯亦皆下拜，至今德国奉为“圣人”，这不过是一例，英法在近代对于世界的贡献甚多，而其对于生产社会的密切联系，为其贡献的先决条件之一。
（d）民众生活的比较：先生在南德时曾因个人的关系，得参观过一处最著名贫困劳苦的家庭工业工人区的生活。他们绝不受任何的束缚及迷惑，直到山中村内的最贫苦人家，由地窖到楼顶，由睡的食的穿的到夫妇的微细生活，都一一看到，先生曾把他们的生活状况列成一表来叙述：
职业：家庭工业（德国最贫苦的职业）
家庭人数：夫，妇，小孩二（小孩尚幼不能做工）
工作时间：平均8——10小时（均用电力推动机工作）
收入：男工平均每小时工资大洋四角
女工平均每小时工资大洋二角半
因夏季生意较淡，冬季较旺，故平均夫妇二口的共同收入约每月大洋五十元（马克）
支出：所得税，营业税，职业税，疾病保险等：
合计每年约二十元每月平均约二元
房租：每月五元
燃料：每月二元
食料：（成人二小孩二）每月三十五元
衣服娱乐：每月六元
共计：五十元
并说明此村内因人口变动很少，所有新生的剩余人口，都向外城移动另寻职业，故多数人家，尚能由遗产得到私有住屋，仅少数人须租屋居住，其住所大都是一大厅，一卧房，一衣柜亭，一厨房，大柚木床二，另小孩床。被褥的整洁与城市人家同，均绒羽毛（*是一个字）被盖，衬衣每人至少十件，外衣大抵有礼拜日衣服，和节日用衣服、及工作或常穿着用的分别，皮鞋每人至少四对，臭虫很少，每日早点用咖啡牛奶牛油及面包，午餐食肉及面包及山芋（为德国最多用食品），午后咖啡点心，晚餐多冷食即香肠小面包及茶，其滋养之富，恐为中国中等以上人家所仅及！其儿女的生活，如果小孩已大，普通由八九岁起入学，课余时间，多帮忙父母做工。其已由职业学校完毕的学徒，除多余人口必须离父母、到他处另谋生活外，多留居父母家帮同工作。父母（普通是父亲管帐）按定价给值，价值照那时规定约为每小时男子三角——四角，女子二角——三角五，男女工值所得普通每礼拜付给父亲（8——10马克）四元——五元，为食住报酬，其余则工作的男女均自给自足，父母不管，先生以为此种家庭的资本主义化，表面似残酷不仁，狠刻的算账生活，但比之“东方文明”的“仁爱”或者更仁爱些，因为结果是要强迫大家做工，大家才有饭吃！
先生尝说我们拿这个来对照中国人民的生活，真是无法比较，因为现时全世界的工业品价格，除了很少数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家以外，差不多各国都是相同的。其次因为南北美的农业十二分发达的缘故，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只有平均比美国更贵。而我国每个工人每月的收入仅有十元——十五元，每个农民每月收入仅有二元——四元，所以农工生活的痛苦，真如在地狱一般。这种地狱生活，是否还能容忍？是否应该改革？而且是如何的改革？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问题！
（三）对保加利亚的重视
先生于年的七月即决心要到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去生活，因为国内的状况既不许他回来居住，并且工作不能有效。在欧洲的研究效果较大，而保加利亚生活最便宜（每月六十大洋即足），又有相交甚好的朋友在那边；但因种种人事的关系，直至翌年（）的二月下旬始得履践到保加利亚的都城苏非亚。经十余日的考察，一切城市及农村中的生活都得先后尝过。先生以为这一次旅行所得的印象，为到欧洲以来最好的。他相信保加利亚是中国将来最好的模范，尤其是关于农民问题方面，他以为中国的青年学生——决心为人民奋斗的青年——应该到那里去求学，绝不应该到西欧去。他本来预备要把在那里所得的情形，详细发表出来，贡献给大家做参考，可惜现在连他那本旅行的日记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四）观光新土耳其的感想
先生于年三月初旅行到土耳其的新都Angora（安哥拉）。他觉得那边一切的景象，都十二分的新颖，千二百万人口的新土耳其，现时居然有一万三千的新式国民，学校教员，五十万小学生，并其他中学及高等大学相当的数量，只此一项已经可以证明土耳其文化的程度高中国多少倍了。
政治的组织，已完全扫清了旧时土耳其时代的官僚政治，模仿欧洲式的民主政治，当然还是初段。经济的设施，现时正在打算建设民族的工业，并且大部分的日用品，已由本国制造，社会的分化正在猛烈的进行，一切政府的职员，大部分是由旧都君士但丁堡教育出来的，进步的军人，都占政治领导地位，但是无论如何，现时土耳其的政府是站在商人的地位为主，而意识是代表“全民族”的，无论何部职员都能了解他们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经济的组织并将来设施。这一点与中国士大夫——或称智识分子——垄断政权，完全与生产的社会脱离者，相去真不止天壤！
先生以一个大学生的资格去游历，一切方便都能得到，和农业,商业,教育部等均谈过很多次的话，并且从统计局得到许多很新的材料。不过那里的生活费是十二分的贵，比战前约高一倍，而比君士但丁堡又约贵三分之一，（旅馆每日六马克，约中国四元，）这是使先生不能久住的原因。
其次先生对于回教民族的生活习惯，也是特别感到兴奋的，他以为穆罕默德所付给他的信徒的，不但是统一的争斗的可兰经而且是美洁的生活习惯：地毡铺地，沐浴，入教堂前的洗涤手足，每年的定期免食，星期五的整日休息，拔去无用而易藏污秽的毛发（如两腋及生殖器的部分）白洁的衬衣，甚至死后的洗涤及拔毛、用白洁的布包裹尸首、还是十二分的重要，送葬的隆重，为其他民族及教徒所仅见。这不是空洞的仪式，而是集体的并合生存的社会团体的一种要求，即是一村中，或一市街中，有一同教者死亡，全村及全市街信徒，都完全合起来去送葬，并且绝不雇用流氓乞丐孝子（在中国各都市或乡村中，对于送葬的仪式大部分是雇用上述的一辈人，并且在广州有雇用孝子哭灵的笑话！）而是轮流的由送葬的人抬杠，直到墓地。先生于离安哥拉后，曾在小亚细亚内部所经城市停留，参观了哥尼亚附近几个极小的乡村；那儿的生活虽然十二分简陋，但有几个特征可以表现回教民族，特别是在土耳其的回教民族富于争斗团结而容易生存于近代的优长，信仰的统一，音乐的好尚，身体的健康，虔诚的信徒，每日到教堂五次祈祷，即在田野中工作，亦按时向圣地麦加拜祷无间，并不需偶像与牲品，比起中国乡村及城市中多头的拜物教，自然进步；甚至比东罗马的圣像及仪式崇拜也要高明。每次祈祷时，不但由教师（特别是礼拜五的休息日祈祷）宣读讲解可兰经的遗教，——遗教中都是切合于社会生活的规条，而不是像四书五经的只替“冠带元士”说话的！
先生于此对于中国的礼教更是非常的愤恨而发气，他以为中国社会的僵化，大半是因为孔教的窒塞人欲，国家的孔庙已因为特殊的士大夫所独占，人民高不能攀，平常的人民的娱乐，特别是打花鼓十八摩等的通俗戏曲和音乐，又被礼教的先生们禁止，斥为淫乱，伤风败俗。故特殊的绅士先生们可以蓄妾营高贵的生活，而大多数的人民不是流于变态性欲，就枯槁待死！一切由战国及秦代所盛行的音乐，文学，特别是村谣民歌，都被礼教所镇压埋毁。象形文字既为统治者所提倡，金石家的士大夫所心折，大多数的人民被经济的力量所束缚，只有永远做“文盲”，被文化弃掉！
土耳其的文字在革命以后即改用拉丁字母，比旧时沿用以阿剌伯文字为根的字母已容易得多，但先生以为无论如何，阿剌伯文字还是拼音的文字，世界上的象形文字只剩下中国一处，巴比伦时代的象形文字早随其统治者的灭亡而消灭，代之者为后起的拼音字母的变字，故土耳其及阿剌伯民族即使无拉丁字母的改用，他们的文化开展，也必然的会比我们中国容易百倍！
先生每每在土耳其的小城市中看见在警察所及市政府局邮政局旁边代写书信的先生们（因为他们国内不识字的人约还有20%）已经是用最新式的打字机，曾为之流泪！因为他追想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不识字而少数的士大夫礼教先生们，把持旧文字及礼教的残酷！一切社会上及政治上的文书，在土耳其已经用最新式的打字机进行着，而中国奴隶式的公文，往往用比百姓生活高百倍的秘书师爷拟稿，书记誊稿，司书抄写，一天办不到百十件，反过来看现时的欧洲，土耳其不在例外，每日出版的书报，及一切应用的文书，恐怕比中国二十四朝合共出版的及誊写的数目还要多的多！书信及电报的写录统用打字机及直接记录复写，至少要比中国快千百倍，拿这种情形来比较比较，真是相隔天壤，怎不令人痛哭！
（五）凭吊巴比伦故城的所见
“巴比伦狮子”和年轻女子交媾
年三月先生由哥尼亚经巴格达预备至波斯湾乘船赴印度的旅行中，因为巴格达附近有一小铁路站离巴比伦故城不远，花钱不多，时间亦来得及，故特于匆忙中赶去一看。因为那里文明建设起于六千年以前，一切发掘古物的工作，到处都进行着，到处都有几千年前的遗迹，四千年前的古宫已被发现，先生对于那些古迹，倒也觉不到什么奇怪，不过特别有趣的是著名的“巴比伦狮子”矗立在遗迹上面，这狮子立着，其下面仰卧着一年轻的女子，这明明是象征着，雄赳赳的男子——国王——在和她交媾。此外还有许多裸体女子的小石像。先生以为这种状况在宫闱秘史内并不为奇，但是由统治者提倡成为美术，成为生活的组合象征，则为欧洲文化的特征。这种欧洲文明，自然是由希腊传递出去的，但是兴起希腊的，或者就是巴比伦文明的遗留？这个狮子和女子交媾的形式，或者可以代表当时巴比伦的人生的一面？如果这样，那我们不得不拿他和中国的文明对立了，并不等到希腊、罗马、及现时的欧洲，来和中国对立！
（六）瞻仰释迦牟尼证佛地
先生于年的归程中既看过了巴尔干及新土耳其，便道到印度一行，抵德里都城后即于四月八日特至菩提伽耶——释迦牟尼证佛地参谒，见二千余年的圣迹，至今只有多少由缅甸、锡兰及西藏去的僧徒住持着。一切荒野残废的状况，和中国各地的寺庙无别，先生以为这已可以证明了佛教徒之脱离社会的结果！
先生在拉和尔及特利时，先后均得机会撙（蹲）进农村里去，详细和各阶级的农民谈话，知道他们的一切状况，觉得印度的农民正在极深的地狱中，——要比中国的地狱更深更暗！但他们的独立运动已十二分的扩大，甘地於年底受全国国民会议的委托，全权执行印度独立运动的工作，那时正在西部农村中运动，并先行拒绝买政府专卖的盐与英国的布，这种办法虽然还说不上独立工作，但先生以为不久必会一天一天的加深及扩大；因为他们城市的成份比中国较为进步，且英国为剥削印度的缘故，不能不多造铁路等新工具以扩大市场，而结果却成为印度独立的好基础！於此可见帝国主义自挖坟墓的一般（斑）！
六、邓演达先生归国后的秘密生活
先生于年五月归国以后，眼看着国内新旧军阀的私斗和专横、党衙门及一切官吏的贪污凶暴，社会经济的衰落破产，农工平民的痛苦，真是“如水益深”，“如火愈热”，而号称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都已先后变成了反革命或宣告破产。
先生以为国民党因领导者的相继背叛民众，已完全变成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机关，造成了南京政权下的反动统治，固已不可救药；而共产党要在中国建设苏维埃政权叫中国做苏联的属邦，蔑视中国民族独立的要求，已由客观的事实，证明是绝对的空想，失坠了它领导中国民族革命的使命。
先生于此考虑又考虑，深思复深思，甚至废寝忘食和许多有学识有研究的同志朋友们交换意见，反复讨论，结果认为复兴中国革命的任务，是非常迫切的落在他身上，于是察度大多数痛苦群众的需要，以全力从事於革命纲领的草拟。
先生认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格是带着民族性的“平民革命”！但中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有不同点，即中国无比较发达及自觉的人民（资产阶级包涵在内），因此，中国革命虽为民族解放的广大运动，而且为破坏封建残孽的民主革命运动，却不能为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又不同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因为中国无广大的自觉的产业工人，所以这个革命应该是农工及其他城市乡村被压迫剥削的成份的革命，而决不是无产阶级独裁的革命，但却带着非常浓厚的“社会革命”的色彩，因此之故，这个性格可以叫做“农工平民”的“民族革命”！不过这个“平民”的涵义和旧时代仅与“贵族”相对待的解释是不同的，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如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现时都是被政治势力及资本势力压迫着的,所以统称之为”平民”，换句话说,也就是以农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作阶级争斗的同盟,共同争取社会政治经济的解放,以求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先生的政治主张都是以这种阶级联盟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有任何单独的破坏联合战线的争斗行动及纲领。所以他对外主张：绝对的抵抗帝国主义——收回一切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凡赞助中国的民族独立自由争斗者，皆与作友谊的联合；对于第三国际及苏俄，固极希望而且需要他们的援助，然绝不能以民族革命的运命一切委托於第三国际；同时对于中国的共产党在阶级的联合战线上，虽亦极愿与之作友党的联合，但在政策及主张上根本不同之点，则批评驳斥，毫不客气。对内主张：以真正的全国人民会议建立平民政权，肃清官僚政治，组织各种职业的自卫军以造成人民自己的武装；发展国家资本以促成社会主义。这个具体的纲领经许多同志的集体讨论，终于年的七月十九日由十个省区十九位干部同志的决议一致通过，——就是现在外间所流传的单行本的“政治主张”，同时即举行庄严隆盛的结党式。
从此以后，开始积极进行，全国的革命民众，有若百川入海，万派归宗，各地方之请求接见，及递达报告意见者，日必数十起，先生更运其健全的脑筋，敏捷的手腕，日则亲自批答处理并撰著文稿，普通者迳交机要工作人员执行办理，重要者提出干事会议决定，而一到电灯放光，则立即出外，分赴各处会晤同志及来宾，指导接洽，若农夫之“日出而作”者然。每夜都到十二时以后，甚至三四时以后始能返寓，返寓时除因身体过于疲乏外，常自徒步而归，盖先生在白昼每局促一室，苦无健足之余地，而夜深路远，则正可劳其筋骨，以步行运动，先生尝自况为“耗子的生活”。
先生的寓处，最初是由团体中负责任的同志给他赁过两度专用的房子，一度是在愚园路的愚园坊，一度是在格罗希路的大福里；但先生都以为太不经济了。其实月租也都不过四五十两左右。现在一般的所谓革命领袖的居处，有几个不是高楼大厦，富丽堂皇的；但先生却力主不可，他以为现时中国工人的生活，平均每人每月不过五元左右，农民不过三元左右；我们的职责是代表农工及平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牺牲的，我们的生活为着职务及工作的关系，固应尽力设法保持自体的健康，但是总应该和农工平民大众的生活，不相悬远，不但目前的生活，要有劳苦平民的锻炼，即在将来革命进展或至获得政权时，我们革命者的生活标准，亦不能提高，我们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标准拉平，不能把担当革命前线的兵士和高级军官的生活拉平，则腐化，贪污、变节、及与群众脱离的结果，必不能免，革命必不能成功，而且根本失却了革命者的修养。先生以为只有农工平民大众的生活提高以后，我们的生活才能有提高的权利，他以为刻苦是革命者的“伦理”。不过先生的意志虽然坚决的要这样，但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活动，怎能允许他呢！尤其是他那种魁梧奇伟的体格，鹤立不羁的精神，在在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以他这种情形，为应付现实的环境计，倒不如化装一个官僚或买办的样子，反容易行动的多，因此他的寓所总也要有相当的陪衬和掩护。后来幸而有位同情於先生的一个在买办社会服务的朋友，招待先生住在他家一所中等小洋房的三楼上，所好他家出入的人既不多，往来的朋友也都是没有政治关系的，一切起居饮食，都很方便，房租和伙食的费用，更是说不上，当然完全揩油的了；所得公私的馈赠，扫数拿去应付工作，和接济贫困的同志，自己没有车资零用时，反而向管财政的人手里去讨！但每月也用不掉十许元。总之先生半世的生活，虽然始终没有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式生活，但是他的出发点，他的基础，总是纯粹建筑在平民的性格上的。先生初回国时，即脱去西装，改着一自由布袍布褂，跑到几位排场较大一些的朋友家去时，他们的娘姨和仆侍等，都叫他做“乡下人”，先生唯笑而颔之。但有些同志，以为这样恐怕很容易使外人发生怀疑，要替先生改装，制几件好一些的衣服化化装，但先生总是不许，结果还是他一位稍有几个钱的至好朋友，拉着先生叫成衣匠量身，甚至还送些曾经穿过的外套及皮袍等，先生也就毫不客气，乐而受之了。
先生平日在思想上虽然深恶痛绝中国历来相传的“克己”，“窒欲”，“无我”等这一类先王之道，圣人之教；并且极力主张提倡人欲，——人人日日所不能离的人欲。他以为“中国社会的僵化，大半是因为受了礼教先生们窒息人欲的影响，只有人人起来，觉悟着，追求着不能离的人欲，然后现时的枯死凶残的中国社会关系才会打破，才能造成新的社会，人的社会，一直达到人类的博爱与互助。不然，徒然帮助了反动的残酷”，但他自身却并没有怎样纵欲过，一年到头的独身生活，当然有时也会发生性的冲动和烦闷，但是只要革命的工作一紧张，再不然，见了几位知己的朋友“百无禁忌”地说一阵，笑一阵，也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每次政局发生变化的时候，总有许多革命的贩子为各方的军阀或巨头奔走拉拢，先生只有感觉着中国社会的空虚而变幻无常。他因为要立定脚跟，树立一个社会运动的法定形式，所以绝对不愿意像一般的“革命伟人”（？）一样，今日骂甲而明日复联甲，今日联乙而明日复倒乙，一切的离合去就，完全要以革命的纲领和行动为准。当年宁粤合作之前，粤方推崇备至，陈友仁辈更是屡次亲自出马劝驾，先生总是峻拒，仅允在革命的战线上与以相当的赞助。
先生平日很痛心於中国文化的万分落后，每思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於此，归国后不多时因客观环境的要求，即忙於实际的运动，但百忙中仍时时设法提倡，并尝亲自著论为文，自年五月归国至年八月被捕，中间仅一年余，写的文章也已着实不少，最重要的如：
平民文艺的原则提纲
中国到哪里去？
世界经济危机与内战中的中国
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
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
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
现时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
怎样复兴中国革命？
这些都是先生针对着中国目前广大农工平民的需要之不朽的杰作，可惜在残酷野蛮的反动统治底下，有几个人能看得到？
先生的文思常如潮涌，运笔快捷若飞，每为文万言立就，唯排印时手民（排字工人）都不能读先生之原稿，以故常须找人抄写，平常先生一人所为之文往往二三人抄之而不及，先生於此每叹息於中国文化工具之滞笨，实在不够他发展脑筋的运用！
附言
唉！先生被害已经足足一年了，以这样的天才，这样的人格，当局者竟不能相忍为国，试问这一年来独夫之所得者为何？而我中国人民所受的损失是怎样？蒋氏前途固不足惜，其如我大多数的劳苦民众何？我每回想到先生在黄埔军校训练学生的情景，北伐途中奔驰的态度，以及武昌城下指挥，临颖壕头的督战，一种生龙活虎的气慨，一种勇往迈进的精神，我的一支拙笔实不能写其万一，为问中国果还有这样的一个人吗！？还有这样的一个人吗！？
注：原文载于邓演达先生被害周年出版之《邓演达纪念集》，方述即季方。
（）内是季明所注，并对个别标点作了修改；因季明未习英、德、拉丁等文，不知原文内为何种外文，且字迹甚小，有的模糊不清，恐多讹误，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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