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治疗中心 http://www.tlmymy.com/m/秋季的危机就在阿列克塞耶夫和罗森制订出对日答复方案之后不久，危机正式出现了。海军武官鲁辛9月29日（16日）发电报：传言仍在持续，报纸报道了第12师团的动向，将以小仓为出发港，租用了五艘民船。同日，鲁辛又发电报：“日本舰队出航前往马山浦。”10月3日（9月20日），鲁辛发出语气更加强烈的警告电报，第12师团正在召集预备役，并让运输船保持准备完毕的状态。除鲁辛外，驻日武官萨莫伊洛夫也发送了日本出兵朝鲜的警告。鲁辛等人的电报让阿列克塞耶夫很恐慌。10月3日（9月20日），他给身在达姆施塔特的皇帝发去电报，首先报告，接到中止在北京的交涉和将对日答复方案交给日本方面的命令后，已立即执行。接着写道：考虑到今后在东京的交涉，我向陛下报告，鉴于日本目前的气氛，不能排除日本派遣军队占领北部朝鲜的可能性。这一点可从现在收到的驻日武官的报告中得到确认。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必要明确，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这类措施将上述意图付诸实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尽最后的可能回避军事冲突，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模式以应对他们的挑战。阿列克塞耶夫认为，问题在于日军以什么样的规模在朝鲜的什么地点登陆。需要重视的是从黄海一侧的西部海岸登陆，日军在距“满洲”及“关东州”咫尺之遥的地方登陆是不能漠视的。那样的话，“就不能停留在以违反年条约为由向日本抗议的程度了。妥当的做法是在抗议的基础上，还要警告日本政府，概不允许向朝鲜进一步派兵，我方会为了维护自身合法、公正的利益而采取军事对策。”阿列克塞耶夫提议的对策如下：一，日军在仁川、镇南浦或鸭绿江河口登陆时，我方以海军力量阻止其后续部队的登陆。二，即时动员“关东州”和“满洲”的军队，令其集结于奉天，在全“满洲”颁布戒严令。三，在外贝加尔、西伯利亚、莫斯科、喀山军区召集预备役。10月7日（9月24日），阿列克塞耶夫进一步请求，加急为旅顺运送10万吨、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运送65，吨煤炭并补足空缺人员，应补充的士官包括：炮术士官15人，水雷士官17人，普通士官40人，技师30人，专家型下士人。的确，10月初日本媒体的论调愈发过激。导火索之一是有传闻说，俄罗斯进入龙岩浦后，正在可以俯视当地的龙岩山顶修建炮台。9月30日，日本驻韩公使首次向外务省报告了此事，当时的报告说是“类似炮台之建筑”，而翌日的电报中变成了“察为炮垒”。10月4日，林公使根据日野大尉的现场报告，传达了“炮台建筑属实”。这一消息扩散到了普通新闻中，舆论为之激昂。《大阪朝日新闻》10月2日的社论《促国民之决心》中写道：“诸如解决满洲问题，若不全然驱逐俄国可谓不充分……于此不得已一战不俟言矣。”《东京朝日新闻》在10月6日头版头条刊登了特派员的新闻稿《龙岩浦炮台建筑实况》，报道与日野大尉一同去实地查看，发现山上确有炮台，“现虽未备大炮，然已有三个炮门。”翌日，该报发表社论《俄国的炮台筑设》，认为此举对韩国而言是“以暴力吞食友国领土”，“构成了事实上的宣战”，对日本则是“侵入我利益圈范围”，“迫害帝国在韩国的地位”。俄罗斯在“满洲”问题上做出“暴戾不逊之举”，又占领龙岩浦，看到日本不回应这些挑衅，终于做出“筑设炮台，安据大炮，派兵登陆的举动”。由于此举“违反日俄协约”，应让其撤退，首先必须以10月8日为限，从“满洲”撤退。社论的结论是，“望政府先提出此先决问题，视其同意与否，再做一刀两断之决意。”10月5日，对俄同志会在东京歌舞伎座召开全国大会，通过了宣告书和决议。决议内容如下：“第三期撤兵期限仅余三日，而俄国屡屡食言，毫无履行之意，正倾注全力于战备。”“故吾人确信，我天职及我国是绝无与俄国远东经营相容之余地。”决议接着写道：“吾人观察今日事态，认为已到采取最后手段之时机。决不许当局者苟且逡巡。”工藤行干提议选出委员，作为后援督励政府，在不得已时，“采取帝国臣民权能上最大限度之手段，鞭挞政府”，还应向天皇上奏。大会选举出包括头山满、柴四朗等人在内的33名委员。最后，大会介绍了卧病在床的近卫笃麿和板垣退助的致辞。板垣说：“东洋和平遭遇一触即发之危机，我帝国存亡日益窘迫。”结尾讲道：“今日之事，只在决断，而时机已至眼前。……上下四千万同胞尚有何惑，对俄同志大会务必致力于此。”6月时主张对俄开战的七位博士也在俄罗斯第三次撤兵期限——10月8日之前，出版了《日俄开战论纂》一书。该书刊发了七人的新主张，并收录了6月份的建议书。户水在书中写道：“我认为日本取代俄罗斯，掌握满洲主权，各国人不至挟有异议”，“日本为自卫，有必要发动战争”，“日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必须将西伯利亚东部，尤其是乌苏里地区收归日本。”到这时，曾在报纸上交替出现开战论与非战论这一奇妙景象的《万朝报》，也终于转变为彻底的主战论。该报继10月8日刊载《最终日期》之后，9日刊载了署名“天山”的《最后一断（理由业已充分）》：彼俄国，既于满洲凌辱我几至其极，又于韩国毁伤其主权与独立，并蹂躏日俄协商之正文，胆敢无礼如斯，若忍之，天下孰事不可忍？休矣，口上警告，纸面抗议，空空千万言，究竟何效？10月9日，反战的内村鉴三、幸德秋水、堺利彦三人从《万朝报》辞职。12日，该报刊载了内村鉴三的《退社之际赠泪香兄之书》和幸德秋水、堺利彦的《退社之辞》。内村写道：“确信同意日俄开战即意味着同意日本国灭亡”，“鉴于举国之民皆决意开战，小生于情不忍反对。”幸德等人写道，虽然“自平生研究社会主义之见地，视国际战争为贵族、军人的私斗，国民多数成为其牺牲品”，既然《万朝报》也站在“认为战争终不可避，若不可避，当举国一致以助当局前进”的立场，“予等在朝报社，不得不立于保守沉默之立场”。这是凸显日本言论界完全被举国一致的开战论所笼罩的事件。但实际上，政府正处在与俄罗斯开始交涉的阶段，还没到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因此，陆军内部有人认为政府、军队首脑过于慎重，变得越来越焦躁。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井口省吾大佐10月8日的日记就表现出对尚未做出出兵韩国决定的焦虑。虽本日为第三期满洲撤兵期限，然俄国无撤兵之状，且俄国以护卫公使馆之名，欲送骑兵百骑至韩国汉城，复欲从陆路向义州方向进兵，……陆续传来于仁川买入可乘百五十人之艀舟30艘等情报。又在汉城及义州对在韩邦人极度无礼。时机已滞后，若今日内阁不以一大决心出兵韩国，则无法为邦家、为东洋和平抑制俄国之横暴。因外交谈判亦生不利之结果，请求福岛次长代理敦促山县元帅及桂总理大臣下此决心。然桂总理大臣之决心不确。优柔寡断，贻误国家大事。噫！川上大将（明治）三十二年（年）五月已逝，前日田村少将亦追随大将而逝。大山参谋总长又无战意。加之陆海军有欠协和，两大臣中，山本大臣无见机之明，决无启战之意。帝国大事将去，呼呜！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于10月1日去世，由于继任者一时没有定下来，井口们的情绪变得更加阴郁。不过，到了10月12日，曾任台湾总督、内相的军方大佬儿玉源太郎就任之后，参谋本部又恢复了元气。10月20日，在儿玉次长和部长们的会议上，终于制订了作战计划。如果不能获取制海权，就让一个师团（第12师团）在马山登陆，向汉城进军，如果获取了制海权，就让三个师团（近卫、第2或第10、第12师团）在镇南浦登陆，向平壤进军。在翌日的会议上，由于海州湾在冬季有流冰的信息得到确认，故将登陆地改为了仁川。然而，行动的决定仍然给人前途辽远的感觉。日俄海军力量比较那么这个时期日俄的海军力量是怎样的呢？《东京朝日新闻》9月26日刊载了纪事《日俄海军势力比较》。据此可知，俄罗斯“东洋舰队”的主力舰在1月时有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年下水，10，吨），“佩列斯维特”（年下水，12，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年下水，10，吨），“波尔塔瓦”（年下水，10，吨）；装甲巡洋舰“格罗姆鲍伊”（年下水，12，吨），“俄罗斯”（年下水，12，吨），“留里克”（年下水，11，吨）；轻巡洋舰“瓦良格”（年下水）8艘。然而在3月轻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年下水），5月战列舰“列特维赞”（年下水，12，吨）、轻巡洋舰“戴安娜”“帕拉达”（均为年下水），“诺维克”（年下水），6月轻巡洋舰“博加特里号”“包亚林”（均为年下水），7月战列舰“胜利”（年下水，12，吨）到达后，就成了16艘，总吨位达，吨。日本的巡洋舰、战列舰为17艘，总吨位，吨，因此差距不过只有25，吨。俄罗斯有战列舰6艘、装甲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6艘，而日本海军有战列舰“三笠”（年下水，15，吨）等6艘，装甲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则是年之后建造的新锐舰5艘。然而，尽管战列舰的数量相同，但俄罗斯的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等3舰建造于、年，较为陈旧，而且吨位也只有新锐舰的三分之二左右，明显处于劣势。俄罗斯和日本各有年前夕建造的新锐舰3艘，但日本舰在吨位上压倒了俄罗斯舰。日本装甲巡洋舰的数量是俄罗斯的一倍，而且全部是略小于1万吨、速度快的新锐舰。而俄罗斯的新锐舰只有1艘。俄罗斯在这方面处于实力悬殊的劣位。轻巡洋舰方面，在所列举的新锐舰中，俄罗斯占一些优势，但日本还有7艘旧型舰，如果加上这些，则日本方面更为有利。当然，日本方面为了使这种优势更具决定性，还在努力获得新造舰。而俄罗斯方面也正打算将新造舰送往远东，进而还准备从欧洲派遣增援舰队。在7月的时候，罗热斯特文斯基决定向远东派去增援舰队，任命海军军务局长威列纽斯少将为司令长官。威列纽斯曾在英国怀特黑德公司进修，是一名水雷专家，他于19世纪80年代担任驻德国武官，其后历任“亚速纪念”号、战列舰“胜利”等的舰长，自年起担任军务局长，1年成为了少将。据说，他为人温和沉稳，但颇引人注目。无论如何，罗热斯特文斯基将现任军务局长任命为派遣舰队的司令长官，将负责作战的军务局委任给助理施滕格尔上校，采取这样的做法，大概是出于认为战争不会真的发生的缘故吧。威列纽斯于8月初到达巴黎，从那里去往土伦。因为在土伦建造的战列舰“切萨列维奇”（13，吨）将是舰队的核心。同样在土伦建造的巡洋舰“巴扬”虽然已交付给波罗的海舰队，但最终也加入了增援舰队中。此外，在新海军工厂用了很长时间才造成、于年下水的战列舰“奥斯利雅比亚”，在新海军工厂建造、于年下水的巡洋舰“阿芙乐尔”，还有年下水的老朽巡洋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以及原本作为远东总督游艇建造，后被紧急改装为轻巡洋舰的“阿尔玛兹”等，都确定要加入增援舰队。此外，还决定加上11艘水雷艇。8月，战列舰“奥斯利雅比亚”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时，损坏了舰底，需要时间修理，威列纽斯舰队因此推迟了出发时间。于是决定由格里戈洛维奇上校率领战列舰“切萨列维奇”和巡洋舰“巴扬”先行出发。9月9日（8月27日），两舰起航。由于两舰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时间是12月，因此危机发生之时，它们还在外洋航海中。这些情况都是战争恐怖骚动的背景。俄罗斯政府的应对9月25日（12日），皇帝尼古拉二世到达达姆施塔特，两天后去往维也纳。10月2日（9月19日），皇帝在米尔茨施泰格（译者注：即米尔茨施泰格阿尔卑斯山脉，是奥地利北莱姆斯通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横跨施蒂利亚州和下奥地利州。）与73岁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进行了会谈。日本以为在这个时候，俄罗斯皇帝从奥地利皇帝那里获得了奥地利帝国在俄罗斯进行远东战争时保持中立的约定。但实际上完全不存在那样的事情。尼古拉返回达姆施塔特，于10月5日（9月22日）给皇太后写信，谈到了他访问奥地利的印象。我们爬山、在山间漫步，我很满意。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73岁的老皇帝，他几乎不用休息，两小时一直不间断地爬山，一点也不喘气，简直令人不敢相信。除却皇帝，一直与我们同行的是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皇帝父子对我表现出的亲爱之情令我很感动。虽然并不清楚事情的顺序，但皇帝尼古拉返回达姆施塔特，看到阿列克塞耶夫的电报后很惊愕，陷入了恐慌。他急忙命令前来上奏的拉姆斯道夫“必须立即给阿列克塞耶夫发电报，告诉他我不希望发生战争，赶紧起草电文”。拉姆斯道夫写好电文草案后，皇帝将“草”字删除，命令直接发送出去。这封发送于10月5日（9月22日）的电报内容如下：日本军正在准备登陆朝鲜的传闻从多方面得到了确认。很明显，对于俄罗斯超过与清国约定的期限继续占领满洲之事，东京政府想以这个措施进行抗议。尽管如此，朕极其期待以阁下和罗森所制订的方案路线，与日本达成现实的协定。实际上，日本侵入朝鲜半岛南部，进而侵入中部的做法可能会逐渐削弱他们的力量。如果日本军占领了从汉城到鸭绿江的整个地域，虽然从根本上讲令人非常不愉快，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要冲动、失去理智，必须回避一切有可能引起冲突的事情。朕确信，阁下会履行朕的殷切期望，将俄罗斯从现在的状况、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灾厄的战争恐怖中拯救出来。这是在命令不要攻击日本军。尼古拉进而还叮嘱道：“虽然北京的交涉中止了，很令人遗憾，但希望阁下不要忘记有必要根据清国和我们在关系上的共识，尽全力去做调整。”这封充满紧张感的电报与给皇太后的温情脉脉的信在同一天发出，或许也显示出这位皇帝在根本上并没有认为事态很严重。阿列克塞耶夫得到皇帝的电报后，立即于10月8日（9月25日）发了回电。电报中首先写道，虽然我们期待与清国签订完全的协定，但以清国的现状，这是不可能的，“确保我们利益的唯一手段只有继续占领这个国家。”然后指出，如果日本不接受我们的答复方案，向占领朝鲜的方向迈进的话，它占领北部朝鲜会成为“对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真正威胁”，“不能允许”。在此基础上，阿列克塞耶夫这样回复了皇帝的要求：履行陛下的“消除军事冲突的借口”这个意志，是我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一直以来在一切行动上都坚持不懈的追求。但是我深信，只有在还不算太晚的时候采取坚定的措施，迫使日本克制实现其极度鲁莽的意图，才是达成目的的最佳方法。很明显，阿列克塞耶夫对皇帝的电报不满，才故意不明言遵从命令，而是提出了异议。就在这样的紧张较量正在进行的时候，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却在休假。临时代理陆相萨哈罗夫接到阿列克塞耶夫的电报后，在将其转送给库罗帕特金的同时，向西伯利亚、莫斯科、基辅军区司令官下令，立即检查计划派遣到远东的部队的动员准备工作。身在位于普斯科夫州的领地舍舒里诺的库罗帕特金于10月6日（9月23日）得知阿列克塞耶夫的电报后，决定提前一个月结束休假，在10月15日（2日）之前返回首都。圣彼得堡的海军部接到这个情报，于9月30日（17日）给身在巴黎的海军元帅阿列克谢大公转送了阿列克塞耶夫的电报，同时，还通知了外交部的奥博连斯基-涅列金斯基次官。10月3日（9月20日）阿列克塞耶夫发的电报也到了，电报的要点告知了皇帝。军令部长罗热斯特文斯基通告塞瓦斯托波尔（译者注：俄罗斯海军基地，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喀琅施塔得（译者注：俄罗斯军港，在芬兰湾东端。）等各舰队司令长官“总督来电告知冲突临近”，要加紧向旅顺派遣支援人员。但令人吃惊的是，海相阿韦兰10月8日（9月25日）居然向外交次官总督提议的“所有这些措施，在海军部的正规预算内无法满足”。当然，在战时超预算的支出是必要的。这里他想询问一下，“以外交部的意见，是否认为远东形势严峻且具有威胁性达到了需要满足远东总督陈情的程度。”有自己部门派驻武官的报告，还有身为海军中将的总督具陈的意见，却要向外交部咨询是否应该批准这笔超预算的请求。此举暴露出大臣阿韦兰、军令部长罗热斯特文斯基等海军部首脑的无能和无魄力。大臣们这般不靠谱，皇帝也半斤八两。皇帝禁止阿列克塞耶夫进行战争，却一如既往地过着悠闲的生活。这年秋天，皇帝一家首次添置了汽车，他们乘车到处兜风，正处于狂热状态。10月13日（9月30日），皇帝一家乘三辆车去了沃尔夫花园（Wolfsgarten）（译者注：以前黑森—达姆施塔特王室一处打猎时的行宫，位于今德国黑森州，在法兰克福南大约15公里处。）。四年前，他们曾在这里逗留。翌日，一家又乘汽车去往法兰克福，“没人知道我们的事情”，皇帝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个幸福的秋天，皇后怀孕了，这是第五次，皇后与皇帝都相信这次或许会是儿子。《新时报》的社长苏沃林也在避暑地，他得知阿列克塞耶夫给皇帝发电报，请求允许阻止日本军的行动，还听说外相发去了皇帝“希望和平”的回电，苏沃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日本人在他是皇太子的时候，用佩刀砍伤了他的脑袋。虽然现在日本人还在继续砍他的脑袋，但这只脑袋实在太不清楚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他在等待皇太子的出生，在那个“喜悦”来临前，他什么都不想做。10月25日（12日），拉姆斯道夫前来上奏。11月2日，他又从巴黎赶来上奏。这样的国家体制无论怎样都无法与日本进行战争。在龙岩浦炮台问题上，虽然10月12日，英国武官德友卡托认为“不是要塞，是信号所”的话传到了东京，但同一天，义州的日野大尉却向韩国的日本公使馆传去了夸张的消息：“危险光景迫在眼前，侨民开始撤退。”林公使注意到日野和在义州的公使馆员新庄的意见不一致。10月14日，东京的小村以日俄正在交涉，不想因这种“区区事件”而发生冲突为由，要求萩原守一书记官进行现场调查。10月23日，萩原书记官将第一份视察报告发给东京，他会见了德友卡托，“该上校所见与本官自远方的观察相一致，其为炮台无疑，土工已成，只待大炮到来。”后来，萩原取得俄方同意，于10月30日到山上做了实地调查，他报告说，根据相关人员的说明，因为担心马贼袭击，“虽多少曾有于山上修建防御设施之计划，然今……打算将山上建为妇人之散步场，已开始施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现在都非炮台设备，表面看似运动场之计划”，“本官看中央炼瓦柱及龙岩山之地势，疑为设置无线电信。”就这一问题，韩国外部大臣代理李夏荣也于10月20日向俄罗斯公使送去抗议文书，巴甫洛夫10月31日（10月18日）做出否定回复，一切“都是虚构，没有任何根据”。总之，设置炮台的话题就这样消失了。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希曼斯基的观点是正确的：很明显，鸭绿江问题是“被日本主战派掌握在手中的、使国家舆论和国民大众对俄罗斯保持敌对情绪的手段；也是当事态趋于平静，国民大众开始变得冷静时，用来煽动这种情绪，使之保持在一定热度的手段”。就这样，当陆相结束休假、返回岗位，于11月6日（10月24日）向皇帝报告这期间采取的措施时，危机已经趋于平静。日方的第二次提案日本政府完全不知道俄罗斯方面9月至10月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小村接到俄方的答复，或许认为这样的答复在意料之中吧。日本方面提出的无限制统治韩国的要求被拒绝了。但即便如此，这个时候还必须继续交涉。因为无论是出于有必要给国际舆论留下日本为和平解决问题做了努力的印象，还是出于与同盟国英国关心的“满洲”问题密切相关的考虑，交涉都是符合目的的。根据广野好彦对英国外交文书的研究，小村似乎对英国公使麦克唐纳说过，最大的问题是关于“满洲”的第七条款，除此之外只要进行适当修改就可以解决。当然这只是口头说说，日本是不会接受俄方关于朝鲜问题的答复的。10月6日，小村召见罗森，开始交涉。8日，双方也进行了交涉。小村提出保持清国独立和领土完整、保障日本在“满洲”商业上的利益等内容，双方展开激烈交锋。罗森表示，虽然俄罗斯在韩国问题上做了大幅让步，但在“满洲”问题上，是不能接受附加条件的。10月14日，小村迅速提出了修正案。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入了以下三条以取代俄方的第七条：首先，第七条加入“关于满洲问题，尊重清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俄国约定，不得妨害日本在满洲的商业自由”；第八条加入“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且限于不违反前条的规定”，“承认俄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也就是说，日本承认俄罗斯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但条件是不侵害清国主权，并且要求日本的商业自由。第九条是关于连接韩国铁路和东清铁路的约定。另外，关于韩国，修正案在第四条中加入了在国境两侧50公里设中立地带的条款，以取代俄方的第六条。罗森回复，虽然他个人对中立地带方案没有异议，但需要和本国政府商量。而他坚决拒绝小村用三项条款取代俄方第七条的提案。10月24日，日方召开元老会议，讨论下一步该如何做。这次会议大概是因元老的介入而召开的吧。《山本权兵卫和海军》中收录了推测是为这次会议准备的文书。该文书从内容来看，大概是小村准备的。文中写道，虽然“反复数次会见罗森男爵”，但遗憾的是对方没有让步。文中指出可以考虑以下三种对策：第一，认可俄国的主张，承认“满洲”全然在我利益范围之外。第二，我方承认“满洲”全然在我利益范围之外，同时让俄国承认韩国全然在其利益范围之外。第三，始终努力贯彻我方修正案之宗旨。第一策不能采用。因为清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是日英协约的根本主张，而采用第一策就成了“承认俄国完全自由行动”。第二策也不能采用。理由是，因俄罗斯一直宣告尊重清韩两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而第二策却让俄罗斯放弃这一宣言，意味着迫使俄罗斯承认其在“满洲”完全自由的行动。于是结论是，只能以第三策去努力，除此别无他法。从山县、伊藤的“满韩交换论”来看，应该是第二策较好。反而是来自元老们的压力变大，小村等与之对抗，拥护了第三策。笔者推测，该会议最终没有得出结论。一般见解认为，日方的第二次提案带有让步性质是元老们卷土重来的缘故，但笔者认为，与此相比，小村等人必须更加重视的是同盟国英国的意见。小村将修正案传达给英公使麦克唐纳，征求兰斯敦外相的意见。由此，日本开始与英国就“满洲”条款中该提出怎样的修改要求交换意见。10月22日，麦克唐纳联系了兰斯敦外相；26日，兰斯敦表示大致赞成日本的修正案，只是在“满洲”问题上有些建议。他的意见是，考虑到俄罗斯已有的誓约，是否没有必要设置独立的第七条，将尊重清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尊重他国商业自由等内容以“限于不破坏现有誓约”的限定句加入第八条中即可。英国提议弱化日本的修正案。小村对英国公使说，从俄罗斯的主张来看，英国的这个提案俄罗斯大概也不会接受吧。在10月26日的小村·罗森会谈中，罗森强调“以往俄国在韩国拥有与日本对等的地位，现在予以放弃，作为补偿，只要求了第七条”，重申了拒绝的态度。对此，小村说道：“或许俄国有将满洲和韩国置于全然同等地位的考虑，若是如此，我方或许亦可考量俄国对应方案的第七条。”对此，罗森表示由于超出训令范围，他无法讲述意见，但作为个人观点，他认为禁止战略上的使用，禁止阻碍自由航行的工事，“有此二条件，则有考量之余地。”这一期间，罗森在10月14日、19日、25日（1日、6日、12日）的电报中都向阿列克塞耶夫通报了日方的情形，此外，还传达了24日（11日）举行元老列席的政府首脑会议这一消息。罗森分析日本的动摇“一方面来自我方在朝鲜的让步很大，引起了日方的兴趣，另一方面来自，日本在满洲问题上舍弃一直以来所采取的过于无耻的立场意味着奇耻大辱，因此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确实，罗森在此时似乎也感觉到日本有让步的倾向了。对小村来讲，问题在于日英协议。小村10月28日会见了麦克唐纳公使，讲到对交涉的展望。麦克唐纳公使在给兰斯敦外相的报告中写道：日本政府没有考虑会发展成为战争，认为俄罗斯没有做好准备，打不起来。日本政府想让俄罗斯政府最终立下尊重清国主权和保全清国在满洲领土完整的誓约。这样做即使不能动摇俄罗斯现在拥有的统治权，至少也能够防止它合并满洲省吧。（小村男爵承认，他认为要将俄罗斯从满洲驱逐出去，大概需要战争。他认为俄罗斯在满洲的地位正在逐渐确立。）日本无法使俄罗斯放弃这项事业。但如果交涉能够成功地得出结论（小村男爵对此似乎没有丝毫的怀疑），将会允许日本确立自己在朝鲜的地位。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打算使出浑身解数。无法想象小村是从心底这么想的。因为很明显，俄罗斯没有承认日本在韩国完全的自由裁量权的打算。该日，伦敦的兰斯敦外相欲促使日本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建议从日本的第八条后半段删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只加入“像那样的措施，只要与日本在满洲的条约上的权利或商业上的自由不冲突”。归根结底，英国还是希望日本做出让步。日本必须回应英国提出的这种要求。笔者推测，小村很勉强地提出了妥协性的新七条。10月30日（17日），小村外相交给罗森公使如下的修正案。第一条“相互约定尊重清韩两帝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不变，反对俄罗斯方案中只说尊重韩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在第七条中，一概放弃第一次方案中提及的俄罗斯在“满洲”铁路的特殊利益，接受俄罗斯方案“日本承认满洲在日本特殊利益范围之外”，接着写明“俄国承认韩国在俄国特殊利益范围之外”。这一点超出了兰斯敦的提案，采用了10月24日的第二策。但在第八条，日本抽象地承认俄罗斯在“满洲”采取“必要措施”是“俄国的权利”。另一方面，设置第九条，承认日本在“满洲”、俄罗斯在韩国各自根据条约拥有“商业权、居住权及豁免权”。另一方面，关于日本在韩国的统治，首先在第二条中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越利益”，日本向“韩帝国提供改良行政的建议及援助（但包含军事上的援助）”是“日本的权利”。这部分内容由第一次方案中的第二条和第五条概括而成，恢复了俄罗斯答复中删除的“军事上的援助”。不过，撤销了第一次方案中“日本的专权”这个表述，改为“日本的权利”。但这不过是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而已。第三条舍弃了日方的方案，将俄方第三条关于日本在朝鲜的商工业活动的权利内容照搬过来。但是在第四条中要求承认，为保护工商业利益，镇压暴动骚乱，“日本有权向韩国派遣军队”，去掉了第一次方案中附加的规模限制和尽早撤兵的约定，要求无条件承认日本派兵的权利。然后，俄罗斯提出限定统治朝鲜的第五条中，只接受“日本约定不在韩国沿岸设置妨碍朝鲜海峡自由航行的军用工事”，但拒绝不能以战略目的利用朝鲜的要求。在第六条，日本拒绝俄方的中立地带方案，逆向提出“于韩国与满洲边境两侧各50公里处设定中立地带”的方案，若没有相互认可则不得向那里派去军队。在第十条，日本要求俄罗斯不得妨碍韩国铁路与“满洲”东清铁路的连接。日本方面始终要求俄罗斯完全承认日本统治朝鲜。虽然有很多观点将新七条视为“满韩交换论”，认为这是日本断然向俄方做出让步的方案，但笔者认为这是出于战略考虑而提出的让步方案。日本预见到俄罗斯不会接受这个方案，为了不让英国认为日本对“满洲”有野心，而故意提出“日本承认满洲在日本的特殊利益范围之外”这一条款的吧。《东京朝日新闻》要求交涉决裂在10月下旬这一时段，《东京朝日新闻》登载了三篇重要的社论。第一篇是10月23日发表的《俄国的战意》。文中写道，俄罗斯政府内的非战论者维特虽然下台了，但其势力还谈不上被一扫而空。阿列克塞耶夫及其幕僚无疑是主战论者，但“彼等实际是否有与我国决战博取胜利之成算，仍是疑问”。“相对于配备有20万海军，12师团陆兵，运输兵员、粮食所需船舶亦绰绰有余的日本帝国，俄国即使欲逞强抵敌，也应知胜败之数。”无论阿列克塞耶夫等人对自己的实力抱有怎样的自信，大概也不会忘记这种明显的兵力差距吧。如果外交交涉终结，要采取最后手段，“我国无疑有百战百胜之成算”。但是，“鉴于远东俄国军人的作为，也不得不做一示威性动作，示之以挑战的态度。”社论作者在这里思维突然跳跃起来，“综合看此等事实”，可以得出结论，足可确信远东的俄国军人怀有“欲迫使本国政府下定一大决心”之意图。因此不能仅计算出兵力差距就安下心来。第二篇是24日发表的《协商之余地几何》。“吾人自最初就不相信满洲问题存在协商之余地”，“时至今日，朝鲜之事恐怕亦不存在协商之余地。”然而政府仍然在交涉。“今日之和平已成为不安之和平。不安之和平，于国民经济之害，有时甚于战争。……国民犹假装平静，忍耐痛苦。然而，无期地忍受此痛苦，不如有期地忍受战争之痛苦。”这是在劝说开战。社论作者抓住小村—罗森会谈自14日后停止之事，写道：“让人不得不推测从最初就没有余地的协商，已经面临终结了。”“当此时，我政府绝不可委曲我主张。”第三篇是28日登载的《日俄交涉之经过》。“俄国将魔爪伸向韩半岛之日，即日本不堪忍耐而决裂之时，此乃欧美舆论自满洲问题之初就期待之处。而吾国事实上竟忍耐至此。……了解日本国民性质之列国，实不解如此忍耐对日本意味着怎样的苦痛。”文中想象着欧美列国的支持，并得出结论：“至今日，……帝国自身决定和战之时机已成熟。万无彼不决，我即不可决之理。切切。”报纸要求政府断绝交涉，立行开战。阿列克塞耶夫占领奉天就在日本拟定第二次方案的同一时期，10月28日（15日），俄罗斯军队再次占领了奉天。事情的起因是驻奉天的军事全权委员克韦钦斯基上校逼迫奉天将军自9月27日（14日）起，在三周内执行总督的要求。到了10月18日（5日）的截止期限，将军却没有执行。于是，克韦钦斯基于10月21日（8日）再次向将军提出八项要求，限定五日内执行。主要内容为：第一，处死杀人犯；第二，免去辅佐将军的道台职务并对其进行驱逐；第三，交出16，名清国士兵的名册，并解散超过这一数目的部队等等。克韦钦斯基威胁说，如果不执行上述要求就要占领奉天。克韦钦斯基向阿列克塞耶夫请求，希望让部队28日早晨之前到达奉天。24日（11日），阿列克塞耶夫向亚科舍夫上校率领的2个中队下达了出动命令。阿列克塞耶夫原本只想让将军看到这支部队的身影，从而做出让步，然而28日，人左右的部队到达奉天车站后，直接进入市内，占领了奉天。希曼斯基评价道：“从关东州俄罗斯军部的计划来讲，占领奉天本来是对付不听话的将军的手段，但很明显，实施这一威胁行动本身就是某种误解的结果。”即便如此，占领奉天与俄军中止撤退纠缠在一起，致使日本的反俄情绪更加高涨了。虽然日俄交涉才刚刚开始，但双方的行动已经唤起对方强烈的恐惧和反弹，而对抗措施又进一步促使恐惧和反弹升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日俄军人们的意见这其中，军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本海军由于山本海相一直压制的缘故，内部的主战论者无法随意行事。9月，山本以韩国是独立国，反对山县向其派遣2个师团的意见。10月中，海军更换了常备舰队司令长官日高壮之丞，任命舞鹤镇守府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继位。这项人事变动于10月19日公布。陆军的儿玉次长将日本方面的答复内容传达给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认为，“日俄交涉似正倾向于和平”，俄罗斯会接受鸭绿江南北两侧50公里的中立地带方案。作为补偿，大概会提出禁止朝鲜沿岸成为要塞的要求。参谋本部的意见是，这样的要求会“为帝国的将来贻留祸根”。10月31日起，陆军省召开了关于韩国出兵计划的协商会。石本、宇佐川少将、井口、松川部长等人出席了会议。翌日，陆军省的总务长官、军务局长、医务局长、经理局长等也出席了会议，制订了“作战计划，丙丁号，二师团仁川及海州登陆”方案，并立即报告给了儿玉次长。11月12日起，陆军在兵库县举行了大规模演习，直至15日结束。在此前后，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松川大佐向参谋总长提交了文书《关于俄国10月以后的行动情况判断》。松川总结了俄罗斯陆军增强远东兵力的动向，认为“俄国在战略上，今犹处于甚为不利的位置，困难状态今日仍在持续”。他判断俄罗斯“于和平解决时局问题后”，“无疑欲占领满洲及咸镜北道地方”，现在俄罗斯拖延“与我方的谈判”，“不可不知此乃为等待战略上于己有利之日”，对此须警惕。松川由此得出结论：我认为，关于时局问题，乘战略上彼之不利，求政略上于我有利之解决的好时机，错过今日，再得则难。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军部，大部分人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战争的危机。他们在危机过去后再度安下心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一贯加强了对日本动向的警惕。10月17日（4日），海军军令部的布鲁西洛夫中校向罗热斯特文斯基部长提交了敲响与日本战争警钟的意见书。其中写道，按现在彼我的力量关系，我们处于不利状态，无法与日本作战。因此，即使做出大幅让步也必须回避战争。等到两年后，随着我方的兵力增强，处于优势地位时，就可以发出宣战公告了。然而，罗热斯特文斯基并没有重视这份意见书中的警告。他批示道：“我们没有必要在海上拥有对日本压倒性的优势。仅需对等的力量，凭此不让日本获得制海权即可。将他们从朝鲜驱逐出去，只要能够容易地集结陆军就足够。”这是没有根据的判断。他进而写道：“现在，我们对日本的战争准备比任何时候都更充分。但是，我们仍然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新的战争有可能产生对国家有害的新的紧张关系。”军令部长没有任何根据，就断言战争准备没有问题。另外，陆军方面，阿穆尔军区司令官苏鲍季奇在10月给陆相提交了“满洲全面撤退论”“放弃南满洲论”的意见书。“我们有必要尽可能早地、完全且细致地清算在满洲的事业。”一个国家如果想要统治其他国家、其他国民，那么本国民众的力量、文化上的优越性、军事以及政治上的国家的组织能力是必要的，然而在清国化的“满洲”、日本化的朝鲜，俄罗斯在哪个方面的力量都无法企及。“无论对满洲还是朝鲜而言，我们都不是他们所必需的。同样，在这点上，无论是朝鲜还是南满洲对我们来讲也都不是必需的。承认这点，事情就会变得容易。”苏鲍季奇主张为了东清铁路的安全，俄罗斯应该征用“北满洲”，他提议应该与清国本着“和平、真诚、有良心的商业交易原则”去达成协议。由于在放弃“南满洲”时需要将“南满洲”铁路、旅顺要塞、大连港交还清国，可将这些作为获得“北满洲”的代价。最后，他主张应该将远东总督府从旅顺迁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这份提案作为构想是很彻底的，但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它的现实性几乎为零。这份意见书极大地鼓舞了库罗帕特金。大概就是在看过这份意见书后，10月28日（15日），库罗帕特金向身在达姆施塔特的皇帝提交了自己的长篇意见书《关于满洲问题》。从年起，库罗帕特金陆相就认为“北满洲”和东清铁路沿线对俄罗斯非常重要。他在意见书中写道：“由于我们向满洲投入了数亿卢布，又不得已投入如此巨大的兵力占领满洲，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了满洲的未来和命运，那就是必须将满洲合并入俄罗斯。”这是库罗帕特金认识的前提。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库罗帕特金详细论述了“北满洲”对俄罗斯的意义，主张趁着俄罗斯人能够自由地向这里移民的时候，立即将其合并是可能的。而合并“南满洲”因在防卫上存在困难，且奉天地区是清朝的圣地，如果夺取了这里，则会恶化与清国的关系。另外由于此区域邻接朝鲜国境，可能还会与日本发生冲突和战争。问题在于，“关东州”与俄罗斯在领土上是分离的，不过俄罗斯在那里部署有三个狙击兵旅团，三个炮兵中队，一个哥萨克联队，且旅顺的防备也即将完成，“即使日本军出动大部分军力袭击旅顺，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作战时哪怕一人对抗敌方五人、十人，仍有彻底守卫旅顺的能力和手段。”两天后，库罗帕特金将这份意见书也送给了阿列克塞耶夫。在最后一节，他特别引用了这句话作为结尾：“比较我们占领南满洲的得失，不得不得出结论，在目前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只限定于将北满洲并入俄罗斯。”这一提案不可能说服执着于旅顺安全保障的阿列克塞耶夫。另一方面，库罗帕特金得到了维特的支持。11月9日（10月27日），维特在国家评议会上表示赞成库罗帕特金的意见。库罗帕特金在翌日的日记中写道：“我非常高兴。”“维特过去三年一直不同意我的有必要将北满洲合并进俄罗斯的意见，他终于屈服了。……虽然加上了种种限制，但他读了我提交给陛下的满洲问题意见书，承认我们现在……除却将北满洲并入俄罗斯之外，别无他途。”根据卢科亚诺夫的研究，皇帝对这份意见书的反应是做了如下批示：“满洲”尚未恢复平静，我们正在系统性地阻碍此事。他并没有表现出认可的态度。设置远东特别委员会和林业公司问题让别佐勃拉佐夫一直纠心的设置远东委员会在10月终于有了进展。10月10日（9月27日），经普列韦内相同意，远东特别委员会设置令的案文提交给了身在达姆施塔特的皇帝。10月13日（9月30日）皇帝签署了名字，设置令获得批准。远东特别委员会由皇帝任主席，成员由内务、财政、外交、陆军、海军各大臣以及皇帝特别任命的个人组成（第一条）。远东总督作为委员会委员，在首都逗留期间有义务出席会议（第二条）。委员中的一人就任事务局长（第三条）。皇帝不出席会议时，由皇帝指定的委员担任主席（第四条）。委员会管辖范围为：远东统治的财政、远东的工商业、总督的法制修正提案、总督的关于中央政府决定的法律适用的提案、解决超越总督权限的问题（第七条）。当远东总督的提案与西伯利亚铁路、西伯利亚移民问题等相关时，与西伯利亚委员会共同探讨研究（第十条）。规定提交给委员会的提案全部需要通过事务局长（第十一条）。10月23日（10日），皇帝向别佐勃拉佐夫和阿巴扎下达了担任个人委员的命令，阿巴扎就任事务局长。马丘宁加入了事务局，笔者推测沃加克大概也在事务局中工作过。作为皇帝代理的副主席拟定为内相普列韦。皇帝位于权力核心、普列韦担任代理、别佐勃拉佐夫和阿巴扎主导的远东特别委员会统合各部的意见，指导远东总督，总督全权进行统一的远东统治以及远东军事防卫和外交——这样的机构就此诞生了。10月27日（14日），别佐勃拉佐夫给皇帝呈送信函，感谢任命他为远东特别委员会委员，表明他现在有和新任代理财政大臣普列斯克共同提出《调整后的远东事业的经济纲领》的想法。他主张推进“劳动和资本的民营化”，以取代维特所推行的以官营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他表达了期待任命普列韦为副主席的愿望。10月29日（16日），皇帝责令别佐勃拉佐夫“与代理财政大臣一同，制作、提交关于远东财政、政治经济状况的判断”。尼古拉要求计算过去、现在、将来的收支，从财政层面阐明状况。别佐勃拉佐夫在给阿列克塞耶夫的信中写道：“陛下知道所有的官营开发事业是何等地欠缺收益。因此，作为更好地将事业发展壮大的手段，原则上，这些官营事业只允许交付给可以信赖的民间企业。到时候，政治经济计划要尽可能促使这些民间活动繁荣，使其能够成为有实力的课税对象、课税主体，……归结于税制和土地租借的条款。清朝政府的行动模式使我们不得不继续占领满洲，强化我们的军事防卫能力。”由于从辽河和鸭绿江收取的通行税达到了万卢布，远东问题应该不会成为帝国的财政负担。然而，鸭绿江公司却在经济上破产了。公司事业停滞不前。由于没有制材工厂，采伐的木材无法卖出去。鸭绿江公司的当地负责人巴拉舍夫9月19日（6日）写信给别佐勃拉佐夫，说如果不再注入万卢布的资金，事业就不会产生收益。巴拉舍夫请求先给鸭绿江公司汇一些款项，无论数额多少，而别佐勃拉佐夫却无法回应。他在这一时期手写的支出记录保留了下来（日期为俄历，单位为卢布）。1月4日，给马德里托夫50,1月24日，在奉天给其25,1月29日，给其30,2月1日，给其60,同日，给克韦钦斯基20,2月4日，给阿尔捷米耶夫中校35,2月5日，给日沃托夫斯基,3月12日，给马德里托夫,4月7日，给金茨布尔格男爵10,4月22日，给巴拉舍夫,6月27日，给其,6月30日，给其,7月2日，给恰基洛夫20,7月24日，给巴拉舍夫,9月17日，给其,别佐勃拉佐夫10月24日（11日）写信给巴拉舍夫：由于木材事业在组织上的薄弱和经理们欠缺信赖，为了组建新的组织，当前有必要停止工作。因此，第一，要尽可能圆满地结束已经开始的交易，并明确不再进行新的交易。第二，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在总督到达圣彼得堡前，敦促清国当局给予公司林业利权。为此，你应该以追究清国致使公司蒙受损害的责任相威胁。……第三，22日（11月4日）沃加克中将为调研和制订将来的行动计划，将会去你那里，希望协助他得到人们的援助。第四，我得到了很多挪用、盗用公款之类不愉快的消息，犯人会受到惩罚吧，希望将来我们可以不受这些犯罪的连累。两天后，别佐勃拉佐夫重新振作起来，又给巴拉舍夫写信谈论鸭绿江公司所能发挥的作用：虽然执行上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但这里需要再次确认公司的基本任务没有改变，即防止日本在我国国防上重要的地区扎根，从大陆一侧展开行动，以创造出对该地区最有效的影响方法。长期以来，圣彼得堡相关部门不理解远东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致使敌人乘隙反击，而这恰好印证了这项国家计划的正确性。我们在鸭绿江流域的合法权益是由民间的巨大努力创造出来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得不在相关部门的全面抵制下行事。这当然会影响到企业汇集具有合适资质和知识的人才。基于我们现在在鸭绿江所占据的地位，我们应该尽早获得相应的支配性角色。……事情的本质不在于满洲的林业利权，而在于切实地阻止清国官吏掠夺性的做法致使朝鲜林业利权事业无可争议地蒙受损害。只有将一切税赋的控制权交给公司，才可能在鸭绿江建立起应有的秩序。总督根据自己的行政命令，能够无条件地直接做到这一点。总督如果向清朝政府明言这一意图，清国方面会被迫立即将所有的职能部门无偿交付给公司。而取得林业税的征收权，就给了我们在鸭绿江合法地设立河流监视队、陆上监视队，安置相应船舶、职员、警备队的借口。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自由地为公司招募民间企业从事林业。以这样的形式，这家民间公司就能够顺利运营，轻易地垄断鸭绿江的木材交易了。而以迄今为止的那种形式继续林业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我们有必要完全地保持我们的权益，以此为依托，达成期望的结果。这样我们就能够收回所有的投资，并获得更加丰厚的物质利益了。不用说也就达成了国家的目的。别佐勃拉佐夫希望巴拉舍夫将这封信的抄本送给阿列克塞耶夫。10月27日（14日），别佐勃拉佐夫给皇帝去信。他写道：代理财相普列斯克“由于前任财相的影响，只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做出决断中止以前的事业”，“没有这些决断，就无法从官营——这一没有出路的状态中拯救事业。”别佐勃拉佐夫写道，由于普列斯克与他的意见相对立，他期待委员会副主席普列韦可作为第三者进行调解。作为“调整后的经济计划”的核心，他讲述了设立“征税组织”的构想，强调应该培育作为课税对象的民间企业。为此可以考虑在远东发行对应一定资产的有价证券，将其委托给民间人士，让民间人士成为资产的租赁人。“这样一来，就可以取代维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在所有方面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创造出劳动和资本的民营化（individualizatsiitrudaikapitala）体制来。”11月上旬（10月下旬），沃加克再次前往远东。11月5日（10月23日），他向阿巴扎报告了他在旅顺与阿列克塞耶夫会谈的结果。阿列克塞耶夫认为，尽管有外相的意见，但还是坚持不采取让步政策为好。总督对于该如何治理满洲还没有明确的构想。但我可以理解为，他认为单纯的军事占领是不充分的。他也不明白营口的问题。但是总督无疑坚定地抱有必须将包括营口在内的整个满洲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想法。他的这一观点很明确。问题在于该如何实现。……我提出，即便如此，也可以认为如果我们确立了恰当的政治经济计划，他所担心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这种说法非常合总督的意。他说他自己也赋予了经济问题完全特别的意义，想和我谈谈这方面的事情。这段话显示出一种经济主义的观点。即如果推进经济开发，那么与日本的对立也可以用对俄罗斯有利的方法来解决。还有一个问题是林业公司的经营，“由于林业组织业务薄弱和经理们不可信赖，有必要暂时停止事业，更换为新组织。”沃加克接着写了他与巴拉舍夫会谈的结果：我与伊万·彼得罗维奇一起度过了整个上午。会谈并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所有的事情都过于混乱，为了理清这些，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尽管事业是可以救济的，但为此以下条件是必需的。一，将事业的指导权委托给当地有能力的、完全独立的人。二，赋予该人选择……执行人员的全权。三，极度限制圣彼得堡向该人发出指示。四，将该人……从与事业的政治性面向的关联中完全解放出来。笔者不得不判断巴拉舍夫管理的这个政治公司在经济上破产了。据说11月时公司的金库里完全没有钱了。沃加克将在圣彼得堡商讨的远东管理法案交给了阿列克塞耶夫，阿列克塞耶夫将讨论的结果托付给了沃加克。别佐勃拉佐夫虽然有心制订新计划拯救公司，却没有成功，他已经筋疲力尽。沃加克劝他去休假。据说别佐勃拉佐夫于11月去了瑞士，不过此事并不明确。别佐勃拉佐夫一派虽然想要追求与维特不同的经济主义，然而构成计划核心的这个公司却陷入了困境。由此别佐勃拉佐夫一派的方针也随之陷入僵局。被殴打的水兵和被猎杀的动物进入秋天，韩国频频发生在韩日本人袭击俄罗斯外交官与军人的事件。这体现出日本人反俄情绪的高涨。首先，11月1日（10月19日），仁川发生了日本人袭击俄罗斯炮舰“海狸”号登陆船员的事件。巴甫洛夫公使在报告中写道，醉酒的日本劳工用石头和棍子袭击船员，日本警官也加入其中。水兵们击退了袭击之后，这群人又投掷石块。有9名水兵受轻伤，4人重伤。炮舰舰长很肯定地说水兵们没有过错。接着巴甫洛夫报告，11月26日（13日），副领事吉尔斯在釜山城中遭到了日本劳工的袭击。在6天后的12月2日吉尔斯再次经过该地时，又被投掷石块，并遭到“杀了你”的威胁。然而，在这个命运攸关之年，俄罗斯皇帝的旅行却格外漫长，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去狩猎，猎杀了众多动物。11月4日（10月22日），皇帝前往威斯巴登会见德国皇帝。日方猜测这次会面与上月会见奥地利皇帝相同，是为了确认当远东有事时，德国将保持中立。不过，这一猜测似乎与事实不符。11月20日，威廉二世给尼古拉写信道：“与你共同度过的两日充满魅力，那种印象至今还没有消失，它会成为美好的记忆留存下来。”11月7日（10月25日），皇帝从沃尔夫花园出发，踏上归途。翌日，他到达斯凯尔涅维采，会见了弗拉季米尔大公。之后的一个月时间，他都奉献给了狩猎。11月9日（10月27日），一行人“总共猎杀了只动物”。皇帝猎杀了1只山鹌鹑，79只雉鸡，15只草兔，共计95只。10日也是狩猎，“总共猎杀了只动物。”皇帝猎杀了24只雉鸡，12只山鹌鹑，42只草兔，共计78只。这日普列韦内相来见，皇帝听了上奏。11日虽然早晨下了雨，但太阳出来后，又去狩猎。这天猎到了大猎物，有3只鹿，3只中东黇鹿，48头野猪，共计54只。皇帝猎杀了5头野猪。12日再去狩猎。“总共猎杀了只动物”。皇帝猎杀了2只山鹌鹑，18只草兔。13日虽然远足去了湖边，但在途中也打猎了，“总共猎杀了33只动物。”皇帝猎杀了1头野猪。14日，弗拉季米尔大公夫妻去了英国。这日依旧狩猎。“总共猎杀了只动物”。皇帝猎杀了50只雉鸡，12只山鹌鹑，5只穴兔，19只兔，共计86只。15日依然是狩猎。“总共猎杀了只动物。”皇帝猎杀了1只雉鸡，16只山鹌鹑，21只兔，共计38只。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恩斯特·路德维西的女儿于15日患病，16日猝死（译者注：指路德维西长女伊丽莎白·玛丽·爱丽丝·维多利亚，于年11月16日其八岁时死于伤寒。）。兄长的女儿、年幼侄女的猝死，给皇后亚历山德拉的精神和肉体造成了冲击。“阿利克斯的头非常痛。”这一天，皇帝让孩子们去了皇村。17日，“阿利克斯因中耳炎引起的发烧和头痛无法起床。”皇帝从华沙叫来了耳科医生，据医生的诊断，是连续数日的旅行太过劳累的缘故。18日，谢尔盖大公和妻子伊丽莎白，即阿利克斯的姐姐（译者注：指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路易丝·爱丽丝，她是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第五个儿子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之妻。）从莫斯科赶来。在将去世女孩的棺材运到车站后，他们乘火车离开。到了19日，皇后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不过之后数天里，她的耳朵到晚上就会痛，并没有完全恢复。尼古拉有些无聊，他于21日再度开始狩猎，25日到28日，他每天都在狩猎中度过。30日也在外狩猎。“我在森林的帐篷中进早餐。总计猎杀了只动物。其中，我猎杀了4只雉鸡，39只兔，共计43只。”到了下个月，12月1日（11月18日）的生活依然相同。“早晨阅读了文件。总共猎杀了只动物。其中我猎杀了1只山鹌鹑和36只灰兔。”2日，皇帝去往斯巴拉狩猎。尼古拉在3日的日记中，总结了这段漫长的狩猎期的成果。“在斯凯尔涅维采和斯巴拉的战果为只。我猎杀了14只鹿，5头野猪，只灰兔，5只穴兔，只雉鸡，58只山鹌鹑，共计只。”就在皇帝每日孜孜不倦地猎杀无辜小动物的时候，战争——真正的杀戮正在逼近。我们从皇帝对狩猎的投入和一丝不苟中，可以感受到某种异常的顽固。然而他却是一个很容易受他人影响的人。皇族的一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和另外一位皇族成员、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对话：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话，我们烦恼的根源在于陛下的软弱。陛下总是不断地无意识地被他人的意见左右。向他报告的人中，最后一人的意见总是正确的。12月4日（11月21日），皇帝一家从斯凯尔涅维采出发，两天后，终于返回皇村。自9月2日离开圣彼得堡以来，他们时隔3月返回了首都。俄方的第二次答复11月7日（10月25日），拉姆斯道夫从马格德堡要求阿列克塞耶夫制订针对日本第二次提案的答复方案。“陛下命令我向你传达，他认为有必要继续交涉，决不能放弃我们的基本要求，他极其期待为协定确立协调的原则。”11月中期（11月2日和3日），阿列克塞耶夫将与罗森商讨的结果送给了外相，他在文中写道，兹送上“修改后变得对日本有利的第二次方案”，“我们认为在此之上的修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了。”具体内容为：第一条，拒绝日本方案中的尊重“清韩两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第一次答复案中仅为“韩帝国”的表述。第二条，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越利益”，删除“不违反第一条的规定”这一但书，但是拒绝日方方案中的“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四条，承认日本向韩国派遣军队的权利，删除“在知照俄国的基础上”这一但书。第五条，增加不修筑日本认定的军用工事这项规定，重申原有的不将韩国用于战略目的的规定。第六条，拒绝日方关于中立地带的逆向提案，寻求北纬39度以北方案或自国境50俄里方案中的某项。第七条，拒绝日方提出的“满韩交换论”，重申与第一次答复相同的表达方式——“满洲”在日本的利害圈外。阿列克塞耶夫预见到交涉无法取得成功。我觉得实在无法再做这之上的修改了，因此，我认为现在就有必要探讨当日本拒绝接受我们的提案时，可能会发生的结果。考虑到日本在英国和美国外交代表的赞同和支持下，正在北京、汉城大力开展反俄活动，并且日本一直在不间断地推进强化其战斗准备的工作，那么，当其一旦拒绝接受我们的方案时，就不是我们以前设想的只占领朝鲜了，它有可能在和清国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就满洲问题向我们提出要求。鉴于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为了争取时间以实施遵照陛下指示开始的强化远东军事态势的对策，我认为推迟交付我们的方案是更为谨慎的做法。反过来，此举大概会对日本的贪婪施以应有的影响吧。这期间，为了审议远东总督制的机构，阿列克塞耶夫一度被要求返回圣彼得堡，但11月21日（8日），他回答说因要与日本交涉，无法回去。皇帝让阿巴扎告诉他，同意其不必返回首都。11月21日（8日），拉姆斯道夫给皇帝写信，告知日本方面大概不会接受阿列克塞耶夫的方案。虽然不知道皇帝的意见是否和阿列克塞耶夫相同，但他也想拖延。皇帝给外相回信，“希望以友好的方式继续与日本的交涉”。那么该怎么做呢？外相不安起来，11月30日（17日），他将皇帝的话告知了阿列克塞耶夫。虽然阿列克塞耶夫希望争取时间以增强兵力，但进展很缓慢。11月29日（16日），皇帝下达命令实施6月旅顺会议所确定的对策。接着，12月4日（11月21日），在由索利斯基主持的特别协商会上通过了支出常规预算之外的特别预算万卢布的决定，作为编制第七、第九狙击兵旅团的费用。所有这些都延迟了半年的时间。鲁辛在11月初预测危机大概会于年春发生。但12月2日（11月19日），他向阿列克塞耶夫做了这样的报告：尽管日本国内的舆论达到了兴奋的最高点，但“现在无法想象傲慢的日本人会迈出危险的步伐。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的一个月中，尽管日本的陆海军已经做好了准备，但不会采取积极的行动”。鲁辛再次修改了时间，之后一个月不会发生战争。在旅顺，格里戈洛维奇舰长的战列舰“切萨列维奇”和巡洋舰“巴扬”于12月2日（11月19日）从法国驶达。因这艘最新锐战列舰的到来，太平洋舰队拥有了7艘战列舰，超过了日本舰队的6艘战列舰。阿列克塞耶夫对这方面力量得以增强感到非常高兴，于是，他在12月31日（18日）召集会议，讨论是否有必要修改以往的作战计划。阿列克塞耶夫在这次会议上说，由于增加了两只舰艇，俄罗斯舰队的力量已经能够与日本抗衡。虽然也想攻击佐世保，但因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是分开的，日本方面依然占优势，因为他们的海军力量能够集中在一点上。会议的结论是，不对以往的计划进行修改，等地中海的增援舰队到达，俄方力量达到与日本海军不相伯仲的程度时再重新考虑作战计划。12月6日（11月23日），返回首都的皇帝终于对阿列克塞耶夫和罗森制订的俄方第二次答复方案表达了意见，当日就由拉姆斯道夫传达给了阿列克塞耶夫。“陛下命令，当日本不接受我们的方案时，要镇定，但要继续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交涉。”具体而言，陛下命令删除讲述“满洲”和日本关系的第七条，这算是让步吧。至于关乎中立地带的第六条，则“委托给你自己斟酌”。或许，删除第七条是拉姆斯道夫的建议。阿列克塞耶夫是反对删除第七条的。12月8日（11月25日），阿列克塞耶夫给拉姆斯道夫发去电报，表达了他的不满，“与现行条约相比，我们给予了日本在朝鲜极大的行动自由，而与之交换，我们向日本要求的，只是不介入满洲问题的义务而已。”另一方面，这份电报也转交给了罗森。12月9日（11月26日），罗森给拉姆斯道夫和阿列克塞耶夫发去电报，他主张完全改变表述方式，岂止是删除第七条。罗森写到，日本不接受第七条，而且也无法想象它会改变态度。如果删除第七条，就是承认我们在“满洲”事实上获得的地位与作为对日本的补偿——承认它在朝鲜的行动自由是等价的。这与占领旅顺和大连之后所做的事情相同。“如果签订没有这项条款的协定，虽然不能保证将来日本不会再次向我们提出满洲问题，但至少现在能够导向暂时的和解。”作为他心中构想的另外的替代方案，罗森搬出了迄今为止曾数次提议的只有三条的协定案：俄罗斯承认朝鲜在自己的利害圈外；日本承认“满洲”在自己的利害圈外；但是不得在朝鲜沿岸修建妨害朝鲜海峡自由航行的军事设施。罗森认为双方应该交换这种一般性的约定。这样一来，由于对朝鲜原则上独立的问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说法，会有以下好处：能够防止日本提出“满洲”问题，而且“从这个方案否定的、不确定的性格来讲，相比积极地承认日本的特定权限，对朝鲜来讲也不是那么屈辱”。虽然与以往的协定相反，这个方案给予了日本在朝鲜完全的自由，但在和平手段被用尽，而目前无论如何也必须回避战争的危机瞬间，这个方案值得探讨。拉姆斯道夫于该日给阿列克塞耶夫发去第三份电报：陛下命令告知你，不得改变删除第七条的决定。阿列克塞耶夫不得不屈服。12月11日（11月28日），俄罗斯方面将第二次答复方案送交日本。第一条，两国相互约定尊重韩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第二条，俄国承认日本于韩国的优越利益，并承认为改良其民政，日本有权给韩国提供建议与援助。第三条，俄国约定，不反对日本在韩国发展工商业活动，且不反对日本为保护此等利益采取的措施。第四条，俄国承认，日本有权因前条所示目的，或为平定会引发国际纷争的暴动或骚乱向韩国送遣军队。第五条，两国相互约定，韩国领土任何部分都不可用于军事战略目的，并不在韩国沿岸设置可妨害朝鲜海峡自由航行的兵用工事。第六条，两国相互约定，将韩国领土北纬39度以北部分视作中立地带，两缔约国皆不得派军队前往此处。这时，韩国皇帝的特使正逗留在圣彼得堡。12月7日（11月24日），库罗帕特金去拜访外相时，韩国使者正准备离开。韩帝特使玄尚健于8月离开韩国，11月14日左右到达圣彼得堡。他和公使李范晋商量后，去拜访了拉姆斯道夫外相。拉姆斯道夫告诉库罗帕特金，特使受韩国皇帝委任，想知道如果日俄发生战争，我们希望朝鲜人如何行动，如果抵抗日本军的话，能否期待我们的支援。拉姆斯道夫说，韩国使者夸口说如果有我们的支援，就有决心将日本军驱逐出去。库罗帕特金写道：“我对这种表达的真诚度有所怀疑，而且猜想他们是不是对日本人也说了同样的话。”对库罗帕特金而言，朝鲜人的意愿无关紧要。然而，玄尚健继续逗留在圣彼得堡，最终成功获得了尼古拉二世表示尊重韩国中立的亲笔信之后，返回韩国。另外，别佐勃拉佐夫在时隔很久之后，于12月11日（11月28日）谒见了皇帝。“读书至7点。别佐勃拉佐夫谒见了我。我们二人一起度过了夜晚。”12月16日（3日），阿巴扎和别佐勃拉佐夫也谒见了皇帝，就清算远东木材公司一事做出了最终决定。日本舆论要求开战对俄同志会向一直被认为反对对俄开战的伊藤博文展开了攻势。首先在11月5日，对俄同志会代表访问桂首相和伊藤博文并递交了警告书。当时没有公布警告书的内容，但后来以与伊藤对立、为避免误解为由，于11月8日公布了警告书。对俄同志会表示，尽管当局者即桂内阁的方针，与对俄同志会的方针“大体相同”，但现在却处于不知日俄谈判结果会如何这种令人遗憾的状态，这是伊藤等人“参与对俄问题的阁议而产生掣肘”的缘故，故对伊藤做出如下警告：若万一侯爵等多少恃至尊之特殊宠遇，妄自置喙其间，参与议论，阻妨国是之断行，如有因此贻误国家百年大计之事，其罪决不容赦。吾人认为有必要以国民之公愤警告伊藤侯，此亦对伊藤侯之深切情义。这样一来，桂首相只得于10日早晨将同志会的代表佐佐友房、神鞭知常、头山满三人邀至其私宅，言明“虽有传闻元老、阁臣间欠缺一致者，然从来断无此等事实，完全一致进行中”。终于，财经界也行动了起来。同样在10日这天，帝国酒店聚集二百余人召开了时局问题联合大联谊会。进步党、政友会、中立系的议员都参加了。报社也有人参加。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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